（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人权律师遭遇罕见的全国性打压，其中13人被警方拘押并禁止与外界联系，很可能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警方迄未将在押人员的下落通知家属，也不让他们联系律师。另有六名律师和维权人士持续失踪，不确知是否已遭当局拘押。
自2015年7月10日迄今，全国有233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遭到拘留，当局指控他们涉及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活动，该所似乎是这波打压的主要对象。根据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这200馀人在被警告不得支持锋锐所后大多已经获释，但其中14人仍然在押，另有6人失踪。在前述14人之中，8人遭到刑事拘留，3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3人持续遭到警方其他形式监控。在这14人中，只有一人获准聘请律师。
“任何人遭到秘密拘押并禁止与外界联络都很可能受到酷刑或虐待，因政治罪名被拘押者更是如此，”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北京公然剥夺这些人的基本保障，足见中国政府对法治不屑一顾。”
人权观察近期曾对犯罪嫌疑人在警方拘押下遭到常规酷刑的情况作了详细纪录。据前嫌疑人描述，他们遭到吊打、强迫维持不动姿势数小时甚至数天、长时间剥夺睡眠等等酷刑。许多在押人员都无法联系家属、律师和独立的医师。
这波逮捕刚开始不久，国营媒体就发布未经证实的报导，对多名律师、维权人士和锋锐所做出指控，并发布部分在押人员认罪的供述，目的显然是对这些人及其工作加以抹黑。7月12日，官方新闻媒介新华社发布文章说，本案中被捕的锋锐所及其他律师、维权人士是一个假借“维权”名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7月18日，新华社又引述锋锐所主任律师周世锋的供词，指出他承认该所“确实有违法之处”而且“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大的隐患”。
除了分别于7月13日和7月12日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的广西律师兼法学教授陈泰和及辽宁维权人士姜建军两人外，其他12名仍遭公安拘押人士的家属都没有收到拘留通知，至今下落不明。只有陈泰和已获准会见律师。其他于不明地点者遭拘押禁见者包括：
- 锋锐所主任律师周世锋；该所律师王宇、王全璋和黄力群；该所行政助理刘四新；以及王宇的丈夫、公民代理包龙军。据新华社报导，这几人分别于7月9号到10号被刑拘，罪名不明；
- 广东律师隋牧卿、湖南律师谢阳和天津维权人士勾洪国于7月10号到11号陆续遭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是警方将人拘押于住所以外地点的一种强制措施。隋牧卿和谢阳同样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谢阳另被控“扰乱法庭秩序罪”。勾洪国被控“寻衅滋事罪”。警方已向这三人的家属发出通知，说明他们被处以监视居住，但没有说明拘押地点；
- 北京律师李和平、谢燕益和谢远东分别于7月10号左右被带走，法律状态不明。据官方媒体报导，谢燕益和谢远东被采取不明的“刑事强制措施”；李和平被捕时，警方对其妻子表示他“涉嫌刑事案件”；
- 其他六人，包括锋锐所律师李姝云和会计王方、律师李和平的助手赵威、维权人士刘永平、胡石根、林斌等，现均失踪。他们的法律状态和下落仍然不明。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83条允许警方在联系不到家属，或案件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恐怖活动”且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下，可以不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倘若如新华社报导，部分律师和维权人士所涉及的是“扰乱公共秩序”犯罪，则警方隐瞒其拘押地点和被控罪名并无法律依据。
中国刑诉法第73条规定，如果嫌疑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或“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最长达六个月的“监视居住”。刑诉法第37条规定，在前述三类案件中，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应经公安机关许可。基本上，警方可以秘密拘押这些律师且不让他们会见律师和家属长达六个月。
“如果中国当局对法律还有一点点认真看待的意思，就应该立刻将这些人无罪释放，”理查森说。“最起码，应该让他们获得充分、自由且直接会见家属和律师的机会，以防他们在拘押期间受到不当对待。”
这波打压中，警方还曾经骚扰或短暂拘押部分律师的家属，包括其中一名在押律师和公民代理的孩子。王宇和包龙军之子包蒙蒙，年仅16岁，在机场和父亲一同被捕，其父至今仍然在押。7月9号到18号之间，警方曾四度短暂拘留并审问包蒙蒙。王宇和包龙军的其他三名家属也曾被警方短暂拘留，并被警告不得为两人请律师。警方还收走包蒙蒙的护照。
人权观察并注意到，过去一年来，维权人士家属遭到拘押的情形有所增加。2014年5月，当局曾短暂拘押著名记者高瑜已成年的儿子赵萌，高瑜后来表示她是为顾及儿子的安危才被迫认罪。高瑜已被判刑七年，现正服刑。同样在2014年5月，当局一度拘押律师浦志强的侄女屈振红，浦志强被控“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目前尚在羁押。2015年7月，当局拘押维权人士吴淦的父亲徐孝顺，吴淦以“煽动颠覆”和“寻衅滋事”等罪名被拘押后不久，其任职的锋锐律师事务所多名律师随之被捕。
“中国政府可能以为这种打压可以有效地抹黑日益敢言的律师群体，”理查森说。“结果受到损害的反而是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及其声称推动司法改革的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