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武嵘嵘因策划在妇女节发起反对性骚扰的抗议活动，上个月遭中国政府逮捕。此后，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名，将她和另外四位维权人士刑事拘留。政府还短暂拘押一些前来支持她们的民众，抄查一所为她们发出呼吁的著名非政府组织，并且一度剥夺部分在押女性就医、会见律师和适当休息的权利。
这五位女性的命运将在4月13日前揭晓，届时对她们的拘留将达到法定期限，当局必须决定予以释放或“正式逮捕”。在中国司法制度下，一旦正式逮捕，几可确定将予定罪判刑。
中国拘捕这些最具创意女权人士的时机特别讽刺：不但选在纪念女性成就及为平等奋斗的这一天，而且选在中国本来可以为促进妇女权利而获表彰的这一年。迟来的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可望在今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中国政府看来仍举棋不定。
今年也是影响深远的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当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正是在这场会议上倡言“女权即人权”。
我和武嵘嵘结识于几年前的一场会议，那时中国维权运动还很少见到女性身影。男性同仁常直呼她们“宝贝儿”或“小妹”，就算在专业场合或看似进步的团体亦复如是。身为女权运动者，武嵘嵘等人不得不两面作战：一边对抗中国政府的公然侵权，一边反抗普遍将女性视若二等公民的性别成规。
两年后当我们再次相遇，武嵘嵘和其他采取“直接行动”的女性主义伙伴们已经相当活跃了。她们组织小型、公开的“行为艺术”抗议活动，吸引媒体大幅报导，为学究气的主流妇运注入新鲜活力，并将女权推上全国议题和政府议事日程。
武嵘嵘与同辈人分享同样的成长背景。她来自农村，家乡的变化令她们几乎找不到来时路。历经几十年的经济飞跃发展，她的世代开始承受无限制增长的不幸后果：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以及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和许多父母一样，她烦恼如何让孩子喝到安全的奶粉，忖思应该把孩子留在城市和自己同住，还是送回更为宁静、安全的乡下请孩子的爷奶照看。
武嵘嵘及其同事这一代人，已经看清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并且有些人开始尝试加以解决。武嵘嵘先是加入了益仁平这个推动社会平等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性别、身心障碍者等平权议题，后来，她创建了女权组织杭州妇女中心。
在益仁平工作期间，她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年轻女性面临的各种挑战。武嵘嵘和同事们运用带有相当震憾性的新颖行动技巧──诸如以“占领”公共厠所凸显女性如厠需求、身穿染血婚纱抗议家庭暴力、集体剃光头抗议高等教育性别歧视──引发社会大众意识到性别不平等，尤其在全国年轻女性中赢得不少共鸣。
或许这正是当局忌惮所在：这群女权人士已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徵。她们年轻、自信、大胆挑战成规，最重要的是，她们富有社会责任感，有志推动改革。
在中国正筹备九月举办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周年纪念活动的同时，当局将更难为抓捕这群女权人士自圆其说。但纵使最终获释，她们促进女权的工作也将难上加难。这些女性将被贴上“敏感人士”的标签，因为当局日益忧虑民间独立机构，怀疑它们推动非暴力抗议志在推翻暴政（所谓的“颜色革命”），而且接受境外公民社会团体的资助。
武嵘嵘和同事们目前的遭遇，正是政府广泛箝制独立的行动主义（independent activism）的一个缩影。当局骚扰、拘押维权人士的范围日益扩大，甚至将部分维权人士判刑入狱，但同时也设法收编民间组织，只要它们愿意放弃抗争，提供政府认可的服务。
这种对非政府组织的“区别管理”──打压一部分、吸纳一部分──或许能解消部分敢言组织的行动力。但由武嵘嵘和朋友们的抗争行动普受欢迎来看，当局终将无法单凭这种“威权行动主义（authoritarian activism）”回应思变的民心。
中国共产党现正面对纷至沓来的难题，其中之一即是年轻世代已不再像前辈一样认同党和它的价值观。与其为自己制造更多挑战，中共毋宁应该著手解决问题，降低对自身合法性的焦虑，释放像武嵘嵘和她的同事们这样的维权人士，将他们视为拆解难题的伙伴而非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