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艾未未、欧莱雅（L’Oreal）和刘晓波、戴姆勒（Daimler ）和达赖喇嘛，在许多方面他们可能配不上对，但是，这些国际大公司和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士突然之间有了许多共同点。
最近几周，美国商会、欧洲商会和美中商务理事会公开表示不满，因为中国政府针对特定公司，拒绝他们会见律师、缺乏正当法律程序和透明度、并看似任意地处以罚款及其它形式的惩罚 。这些公司指出，中国政府以各种方式滥用或曲解法律，使这些公司背负较中国公司更多的负担，而且对它们使用“恐吓战术”，拒绝它们得到“充分聆讯”。
实际上，中国政府已把过去对付人权活动人士的战术用在私营部门。对于在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政府倾向于惩治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发声者早已不是新闻——为了促进司法公正、透明度和问责制，他们长期以来付出了高昂代价。几周前，因依法维权闻名已久的律师高智晟终于服满莫须有的刑期而获释，他在狱中显然饱受酷刑，出狱后仍然受到持续监控。
数十名致力倡导公民价值的新公民运动成员遭到拘押，其中九人被以扰乱公共秩序这一含糊罪名判处重刑。曹顺利试图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有如人权社群中的世界贸易组织——而被无端拘押，死于看守所。本周出庭受审的郭飞雄也很可能将被判处重刑，只因他以和平方式倡导官员财产公示的理念。
国际公司和人权捍卫者常常面临类似问题。有些记者，包括高瑜和师涛，被以违反中国恶名昭彰的国家秘密法起诉。担心违反同一法律已导致各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分公司受到处罚，因为它们援引该法拒绝公开账目接受稽核。
从微软（Microsoft）到梅赛德斯（Mercedes）等公司——和中国法律援助组织公盟和益仁平一样——都被以可疑理由遭到搜查；2013年1月，当局封锁网络主机代管服务商Github，使所有商业软体开发者和网上批评政府者一同遭殃。著名律师浦志强和为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工作的英国企业调查员彼得・韩福瑞（Peter Humphrey）同样面临着“非法获取个人信息”这样模糊的指控。
尽管外资疯狂涌进中国，商界人士大体上仍公开表示乐观，即使私底下抱怨贪腐和做生意有多困难。他们看不到维权人士其实和他们自己受到同样待遇，有时候，他们一边批评维权人士，一边呼吁更大的自由。还有些时候，像苹果和富士康这些公司本身也被监察组织指控虐待中国劳工。
难以否认地，这两个社群有着共同的利益。在中国，一个独立、专业的法律制度应该既能执行合同，又能保障和平的言论；一个真正自由的新闻业可以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向不同的利益群体问责。人民自由地分享观念的能力，是打造竞争性商业环境、减少政治体制滥权与黑箱决策的必要因素。
一些世界上最大、最知名的公司──它们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远大于个别维权人士——已开始发声表达关切，改变的契机已经出现 。各公司应该在中国采行健全的商业实践，包括在人权方面，并定期发布报告。各公司应该与人权团体联手抵抗政府的手段，了解中国司法体制的共通问题，如此方能推动两个群体共同受益的各项改革。
当企业与维权人士同受影响的问题出现，各公司应为两个社群共同蒙受的负面后果发声抗议。维权人士为推动长期改革而肩负最艰难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支持他们对各公司而言实为明智的投资。
只要公开谈论某个被告遭受的司法不公，就能对法律适用和濒危人群产生影响。倘若美欧商会代表的大约三千家企业都能为俯拾皆是的不公案件发出不平之鸣，可能将拉开一条重要的新战线，减少伤害商业与人权的不当作为。
索菲・理查森是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推特关注：@SophieHR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