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十点，数百名妇女和小孩沿著灌木丛大排长龙，或成群挤在树荫底下。我在很多地方看过分发食物──但从未见过在同一个地点有这么多顶著历尽沧桑的粗黄头发、挺著营养不良而鼓胀的肚子的孩童。一位瘦瘦高高、20来岁的青年，身穿红色裇衫和破旧的灰长裤，沿著队伍中前后走动，挥舞手中拔除枝叶的细长树茎，喝阻企图插队的孩子。
那是1998年4月份，苏丹尚未分裂，苏丹人民解放军（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和喀土穆政府之间内战方酣。我当时在加札尔河（Bahr el Ghazal）地区，当地正陷入苏丹史上最严重饥荒之一。
尽管当时很难取得数据，但事后估计1998年的死亡人数介于7万到数十万之间。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至少间接而言，是对平民的一再攻击，以及对他们“维生必需品”的摧毁，两者都可能构成战争罪。对牲口、谷物和粮食援助的掠夺、偷窃和徵用，包括苏丹人民解放军在内，加上对流徙民众获取人道援助的限制，是导致许多社区从粮食不安全恶化为饥饿的最后一根稻草。
持续恶化的危机
时序拉回到2014年。在终结苏丹长年战火的和平协定签订九年后，南苏丹独立建国三年后，这个非洲最年轻的国家再度陷入新一轮的冲突，引发另一次持续恶化的人道危机。
过去八个月，分别効忠总统萨尔瓦・基尔（Salva Kiir）和前副总统里克・马查尔（Riek Machar）的双方部队，已造成150万南苏丹人流离失所。再一次，家家户户打包上路逃往邻国，在脏乱的联合国营区落脚，或在丛林中靠野味果腹挣扎求生。据联合国估计，近4百万人需要紧急援助，至少23万5千名儿童严重营养不良。
人权观察最近发布的报告描述了这些由族群仇恨恶性循环导致的罪行，其起因是12月15日在首都朱巴（Juba）发生的丁卡族（Dinka）与努尔族（Nuer）士兵之间的枪战。丁卡族安全部队成员在当地逐户搜索，围捕并处决达到战斗适龄的努尔族男性。在其中一个残酷实例，有200到400名努尔男性在一间老旧警局遭集体射杀。
我们跟随新闻报导追踪它的骨牌效应向其他城镇蔓延，借助于手机的普及，愤怒的努尔族士兵在波尔（Bor）、班提乌（Bentiu）和其他各地发动叛变，对丁卡族平民进行报复攻击。该报告以图表呈现在那残酷的几个月里发生在班提乌、波尔和马拉卡勒（Malakal）等大城的反复冲突，房屋和商场遭到严重破坏，医院与诊所均受攻击，救济物资和车辆横遭洗劫，粮食援助也被盗窃。
农村地区也未能幸免，成千上万人被迫放弃已遭洗劫一空的家园。人道机构难以触及流离失所的农村居民，一方面因为战火阻隔，一方面受限于南苏丹基础建设严重不足。在遍及大上尼罗（Greater Upper Nile）区域的冲突期间，许多人无法进行农作，导致大幅歉收，更加深对粮食援助的依赖。
饥饿与死亡
联合国和其他人道机构，基于技术和政治考量，皆避免将当地情况称为饥荒。取而代之，他们称之为“灾难性粮食不安全（catastrophic food insecurity）”和“世界最严重粮食危机（the world’s worst food crisis）”。但不论你怎么称呼它，许多南苏丹人正面临饥饿、疾病和死亡。
武装冲突总是会干扰平民的生活和生计，从叙利亚到中非共和国都一样。为何独独南苏丹无法避免疾病和饥馑造成大量死亡？
分析饥荒的成因本来就不是易事，这个地区的粮食安全一向相当脆弱，即使在收成良好的年份也有许多农家粮食不足。但南苏丹危机的另一深层因素，是数十年来军事指挥官所采用的战争方法。
事实上，1998年并非头一遭苏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南苏丹武装团体滥施暴行而导致饥荒。早在1990年代初期，人权观察就曾纪录苏丹人民解放军故意造成平民饥饿，作为与苏丹政府作战的一种战斗方法。时任苏丹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官的基尔，直接涉及在托里特镇（Torit）周遭采取这种策略。1991到93年间，苏丹人民解放军内部因马查尔出走而爆发战斗，各派武装团体操弄和截留粮食援助，导致现属琼莱省的“饥饿三角（hunger triangle）”地区数十万人因疾病和饥馑而死。
基尔、马查尔和这次冲突中的其他高阶指挥官，都是累犯。他们手下的部队一再对平民实施严重、普遍性的攻击，并习于大肆掠夺、盗取平民财产，包括援助物资。正是这些犯罪行为──而非乾旱或其他自然因素──造成今天的饥荒。而基尔和马查尔必然知道饥荒迫在眉睫，即便他们可能不是故意要制造大量饥饿。今年5月，基尔曾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平民大众将遭遇南苏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
尽管重要捐助者和政治伙伴提出抗议，双方都未曾节制属下部队的暴行或追究其责任。外交官和政客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进行和谈的同时，南苏丹的难民人数正节节上升──举办和谈的区域各国领导人的耐性也消磨殆尽。
重大迫害
尽管南苏丹方方面面的问题不可能一夕解决，仍必须对基尔和马查尔施压，阻止并惩罚其部队的重大迫害行为，让人道机构为平民提供必要援助。这将需要多边共同努力，包括与区域各国政府合作。同时也必须让双方领导人付出代价，因为他们纵容其部队为所欲为，视战争法如无物。
美国和欧盟已启动个人制裁，但仅限于双方的三名对象。这项制裁的范围应扩大并延伸至该区域。高阶军官和政客的资产更可能置于肯亚和乌干达，而非欧洲或美国。
联合国和其他人道机构，为了技术以及政治因素，仍不愿将当地情况称为饥荒。
联合国安理会也应实施个别制裁，并对南苏丹实施全面性的武器禁运。鉴于双方都对平民人口犯下严重罪行，而且极可能利用新获武器继续犯罪，禁运已具充分理由。事实上，由中国正要向南苏丹政府运送一批武器的新闻可见制裁早该进行。
高达十万名流徙民众正住在联合国营地，一旦离开营区就可能遭受攻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UN mission in South Sudan）接纳这些人无疑是救命之举，但刚刚来临的雨季已使一些营区几乎无法居住。联合国和各个人道机构应再接再励，让这些人获得简易临时居所及其他急需的救济物资，并加强保护营区外平民的措施。
问责性
最后但可能对南苏丹长期前途最重要的是，必须建立问责制。在2005年结束苏丹内战并导致南苏丹独立的和谈过程中，追究过去罪行从未被列为优先议题。没有对暴行进行刑事侦办，受害者也没有获得救济。领导人和调停者都为了促成权宜性的解决方案而对犯罪视若无睹，战士们被收编到政府和军队之中，残暴虐待自己人民的领导人们则赢得权力。
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独立后的族群交战和地方暴乱，但它不该再重演。任何和平协定都应该借由确保公正、可靠的审判以终结暴力循环。应要求双方明确承诺接受司法程序，包括成立混合法庭或请求国际刑事法院或其他司法机制介入侦办。双方军事指挥官应为杀害平民、强暴和损毁财物的行为接受调查──包括攻击和截夺人道援助物资，导致平民因饥饿和疾病丧生。
国际法上并没有“制造饥荒”这种罪名，但无论在国内或国际冲突中， “平民人口维持生存的必需品”都不应受到攻击。这些物品享有受保护地位，不仅因其为平民目标，也因为保护它们有助于禁止将制造平民饥饿做为一种战争武器。
有一天法院可能会问：基尔和马查尔是否明知可能发生饥荒，他们的残酷作战方式是否助长饥荒，以及他们如何──若有的话──加以预防？
没人能让成千上万人死而复生，或改变1990年代甚至过去八个月的苦难和贫困。但基尔和马查尔以及所有对交战双方具有影响力的人，都应立即操起手中权力为已逝者伸张正义──并确保不再有成千上万人步向黄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