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面对寝食难安的事实：尽管已是2014年，但八九民运时全国人民追求民主、人权的热情仍活跃如昔。
25年来，中国政府极力将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屠杀从历史中抹杀，不让国内民众得知真相。仗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奥运东道主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北京在国际上也不断坚持六四议题“纯属内政”、各国毋需“庸人自扰”。
北京的消音策略有时确能奏效。许多中国人专心在经济上出人头地而对政治敬而远之。但在其他地方，同样策略却带来反效果，激发国内民众问责的要求，以及对中国恶劣人权状况的持续关注。
“和谐社会”、“社会稳定”、“维护稳定”──这些都是中国政府的口頭禪。但强加的稳定是自我矛盾的。
中国每个星期总要发生几百次抗争，起因于农村的土地或住房问题，以及大城市里的环保或基建项目争议。
在少数民族区域，安全部队和司法机关正通过逐步升级的铁腕策略，监视、打压一切形式的和平表达。维族穆斯林被禁止蓄胡；藏族自焚者的亲友则被控“教唆”犯罪。
尽管法律不断增加，一般民众却依然缺乏反映意见的管道，遑论提出申诉或抗辩而不必害怕秋后算帐。高压统治加上公道难伸，显然只会让中国民间的不满升高而非降低。
每年六四前几个星期，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士就会遭到比平常更严密的监视，包括任意软禁或被带到派出所“喝茶”。
今年的打压来得更急更猛。5月初，北京有十来个人在公寓住宅里聚会讨论六四，会后通过网络将合照和讨论纪要寄给一些熟人和朋友。几天后，其中五人，包括知名人权律师浦志强、学者徐友渔和郝建、网络作家刘萩和异见人士胡石根，都以扰乱秩序罪名遭到刑事拘留。
往年类似这样的聚会虽也引起警方关注，但从未导致实际检控。中国政府如此担忧甚至要求丁子霖不得在六月初回到北京。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组织的发起人，该组织由六四死难者家属组成，要求追究屠杀责任。今年将是她头一次被迫在外地纪念儿子的忌日。
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有时会做出让步，借以安抚民众不满情绪。恶名昭彰的“劳动教养”，即公安机关可不经法院审判将人关押长达三年的一种任意拘押制度，已于2013年废除。几个最具争议的石化工业设施也遭到关闭或暂缓兴建。
但这些措施多属权宜之计或暂时性的调整。
在如此政治现状之下，以法律为基础的权利意识逐渐在中国萌芽，一批人称“维权律师”的法律工作者掀起了“维权运动”。
这些维权律师不惧警方监视、拘押、逮捕、强迫失踪和酷刑，监测并纪录全国各地的人权案件。其中最著名的一些成员也是八九民运参与者，他们认为六四及其影响启发了他们今天的努力。四位维权律师于2014年3月在黑龙江省遭到拘押和酷刑仍不改其志，继续争取代理政治敏感案件。
与此类似的新公民运动是一个非正式网络，旨在倡导公民权利和公民参与，例如强制官员财产公示以遏止贪污，或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其中至少五名成员，包括著名法律学者许志永，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而于今年被判刑。这群维权人士同样明知自己的行动可能必须付出代价，但仍勇往直前，坚信唯有通过公民参与才能推动社会转型，迈向尊重法治的民主制度。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取代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手写大字报，但所传达的信息并无二致：追究官员滥权责任、政治透明化和人人得享正义。
独立的中国民间组织尝试直接诉诸联合国人权机构，但这种行动往往招来政府恼羞成怒。维权人士曹顺利因试图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的定期审议而于2013年遭到监禁。狱方拒不让她接受适当医疗，导致她在2014年2月于拘留中过世。
北京领导人若真有自信，就该正视这些诉求其实是为改善全民福祉而做出的努力。尽管政府仍旧不许人们在天安门集会，但这些群体已日渐借助社交媒体和法律诉讼相互联系、推动变革。既然他们毫不打算在人权诉求上退缩，中国政府是否终将与之妥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