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雅加达-我成长于印尼大屠杀阴影下,即约书亚・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杰出纪录片作品“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所揭露的时代,该片已获美国演艺学院奖提名。

1965年10月,我才刚出生几个月,印尼政府放任一批军人联合准军事组织杀害任何他们认为是“共产党”的人。此后直到1966年的几个月之内,至少50万人被杀(总数可能高达1百万人)。被害者包括印尼共产党(P.K.I.)成员、华人、以及工会干部、教师、公民社会活动者和左派艺术家。

我父亲是华人,很早就发觉我们家濒临险境,于是举家逃离东爪哇城镇任沫(Jember),躲到较为安全的港口城市泗水(Surabaya)。我们在那里获得庇护,留在任沫的亲朋好友则遭到残忍杀害。

几年后,我父亲信任的一名员工曼图卡(Man Tuka)带我回到任沫,沿途告诉我许多当地居民在大屠杀中丧命的往事。我那时大约八、九岁,他描述的一个场景从此成为我难忘的梦魇。

曼图卡跟我说,流经任沫的琼波河(Jompo River)曾因准军事组织大量弃尸而染成一片红色。他说,他曾看到一个木筏漂过,上面有个饥肠辘辘的婴孩,一面哭叫,一面伏在被杀母亲身上吸奶。

在这几个月黑暗时期之后的48个年头,印尼政府将大屠杀解释成防范印尼共产党的必要手段。官方说法指称印共阴谋政变,在1965年9月30日杀害了六名军事将领,企图将印尼变成共产国家。从此每年的9月30日,国营电视台都会播放一部政府许可的影片,大肆渲染印共“叛国”和印尼军人及准军事组织“消灭”赤祸的情节。

我这一代人成长在这种宣传之下;我们不清楚甚至完全不知道真相。靠著曼图卡和家乡一些华人耆老的传述,我才渐渐明白在1965到66年的几个月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杀戮演绎”终于打破了官方对这场大屠杀的三缄其口。由于印尼政府不愿批准该片在印尼发行,欧本海默先生索性将全片上传YouTube网站,让印尼人可以免费收看。尽管互联网在城市以外并不普及,这部片子仍使印尼年轻人得以发现惨痛的真相。该片确实激起了是否应追究罪行责任的公共辩论。

过去两年曾有数度朝此方向迈进的尝试。2012年7月,印尼人权委员会做成一份报告,纪录1965-66年的大量杀戮。调查小组访问了数百名屠杀、酷刑和强奸的目击者。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因此下令检察总长对报告内容进行评估并回报意见。

但有些政府官员不愿看到究责的举措。2012年10月,政治法律暨安全事务统筹部长苏延托(Djoko Suyanto)公开为杀戮辩护,说如果不这么做“这个国家将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欧本海默先生的影片和印尼政府对它的反应,突显印尼仍然受困于免责(impunity)文化和欠缺法治。免责让现行体制无法追究安全部队的责任以及伊斯兰好战分子对全国各地少数宗派的迫害。

伊斯兰人民论坛(Islamic People’s Forum)、捍卫伊斯兰阵线(Islamic Defenders Front)和其他伊斯兰组织是这种不宽容现象的领头羊。这些组织曾经攻击什叶派(Shiite)和阿赫迈底亚派(Ahmadiyah)穆斯林的礼拜场所和基督教堂。尽管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队在这些暴力事件中袖手旁观甚至积极参与,尤多约诺先生的政府却未曾对抗施暴者或为受害者争取赔偿。

对于1965-66年罪行免责遗下的影响,也延伸到安全部队在印尼极东省分巴布亚(Papua)和西巴布亚(West Papua)的迫害行为未受问责。巴布亚的低程度暴乱是由自由巴布亚运动(Free Papua Movement)发动的,它是一个规模较小、组织较差的独立运动武装团体。在过去三年,人权观察纪录到数百起警察、士兵和情治人员非法使用武力对付巴布亚人和平行使集会权利的案件。印尼政府对来自巴布亚信息的严格控制,使外国媒体更难揭发这些暴行。

印尼政府必须为1965-66年的大屠杀负起责任,以此做为让失去亲人家庭获得正义的第一步,同时必须努力破除至今仍为害印尼人民的免责文化遗毒。

这个星期天,我将关注美国演艺学院奖颁奖典礼,看看“杀戮演绎”能否赢得奥斯卡奖──同时缅怀曼图卡和任沫受难者。

安卓雅丝・哈索诺是人权观察的印尼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