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已于本周四正式就职，然而领导权交接本身却仍隐晦不明：不但中国人民被排除在遴选过程之外，由于缺乏有关党内斗争的信息，人们也无从了解领导换届的后果，或一窥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新任领导人的关注所在。
唯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中国人民对基本自由、政府的透明和问责性、以及法治的渴望，已今非昔比。
在习近平的前辈邓小平和江泽民所追求的改革开放政策下，人民在不挑战中共垄断政权的范围内，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到胡锦涛执政期间，这个放权的过程却中断了；2008奥运会落幕后，人民的自由空间一再被压缩。他加强迫害人权捍卫者和维权律师，打压公民社会团体，扩大对维族和藏族的监控，采取诸如软禁等不顾法律底线的手段使异议人士噤声。虽然国家也做了一些让步，包括在2004年修宪时，承认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但在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増长了四倍的同时，人权保障却没有随之跃进，法治也不见起色。还好拜互联网之赐，越来越多中国公民已可看穿国王新衣。
因此，位居集体领导核心的习近平，所继承的是一个更难以驾驭的中国。他和他的领导班子不仅面对普遍严重的官员贪腐、天怒人怨的环境破坏、因房产泡沫与大量银行坏帐而雪上加霜的经济成长趋缓，还要应付对政府日益丧失耐心和信任的社会大众。
习近平会继续“击鼓传花”，以维稳机器粉饰太平，期望问题自动消失？或者他会回应民众要求更多自由的呼声？但愿他将选择后者。以下六项人权改革，习近平必须加以落实，才能消减民众不满情绪，证明推动法治的决心。
1. 司法独立
在一个排除民众参与政治决策的体制下，遭受迫害的人们很难找到宣泄愤怒或寻求救济的管道。除非中共放松对司法体系的控制──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律师协会、乃至律师考核方式，否则民怨将没有可靠的解决机制。当人民无法透过法院要求公道，他们将被迫走上街头：据官方统计，群体抗争的频率已高达每年十万起以上。
建立効忠法律本身而非执政党的独立司法机构，长期将有助于铲除贪腐、重建人民对体制的信心。要达到这个目的，习近平可以废除操控法院判决的政法委员会，允许成立真正独立的律师协会，并且允许律师根据专业判断而非地方官员的政治考量来执行职务。这些改革措施必然导致更多党的干部遭到追诉，以及各种法令遭到质疑，但作为睿智的领导人应当宁愿看到这些变化在法庭中发生，而非逼成民怨与国际责难。
2. 媒体自由化
虽然中国领导阶层明白社交媒体至少有一项好处──让政府掌握民众对哪些议题最感愤怒，但他们仍然部署庞大资源，执行与时代脱节的审查政策，企图扼制媒体的活力。习近平和其他第五代领导人们将会发现，有效的统治必须仰赖自由的新闻媒体：不仅因为它能促进政府向人民负责，也因为它能确保基层政府官员和机构与中央领导之间的相互问责。
中国宪法已经在书面上为言论自由提供保障，而互联网的兴起则使审查与监控媒体内容成为一场永无止尽且终将失败的战争。没有错，自由的媒体将使政府面对更多尴尬的丑闻与批评，但这种景况其实已在发生。若能让中国无数的杰出记者报道更多优质信息，并且让政府有机会阐释政策而非一味宣传，则政府将从中获益，而不致屡因真相曝光而狼狈不堪。
3. 废除户籍制
中国政治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在于境内的庞大移民问题。两亿两千万到城市谋生的农民工，日益对难以忍受的歧视发出抗议。在中国工厂中辛勤劳动的移民工们，面临著陈旧的户籍制度与住房登记制度等歧视性的国家政策。这一系列的规则与政策限制人民只能在自己的出生地取得各项公共福利，包括义务教育和公费医疗。这意味著，户籍在农村、生活在城市的移民工们无法取用与所在城市居民同等质量的学校、医院或住房，甚至有些农民工无法获得任何公共福利。截至2011年，已有近五分之一的国民实质上沦为次等公民。
中央政府辩称，国家财政不可能满足集中在沿海城市的大量移民工及其家庭的需求（即使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2012年，已有中国经济学者開始将刺激内需成效不彰的問題，归因于农民工退休保障的不确定性──换言之，让人民获取城市公共服务与退休保障，将可鼓励他们少存钱、多消费。废除户口制度，正如部分官员与学者早已提议的，有助于中国面对一个现实：人民已不可能毕生定居一地。同様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民不再遭受合法的歧视，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公共福利，不因出身而异。
4. 重评六四屠杀
习近平若能处理一件中国当代最具敏感性的议题，将可展现其成熟的政治手腕。1989年6月4日，无辜市民和民运人士惨遭屠杀的事件，至今伤口未愈，致使前任和现任官员同様背负责任，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还持续遭受迫害。天安门广场的真相，仍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历史书籍之外。但历史早有殷鉴，避谈过去的错误，只会损及公民对国家的信赖。在2012年2月致全国人大的一封公开信中，长期要求政府改变其对“六四”立场的人权组织“天安门母亲”，就曾援引利比亚独裁者卡札菲垮台的例子，警告当局容忍侵犯人权者消遥法外的后果。
习近平可以宣示调查屠杀事件，下令对受难者及其家属所受的伤痛给予赔偿，并允许海外流亡者返国。习近平还可以解密官方档案，让人民知道政府掌握了哪些有关他们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5. 改善少数民族待遇
北京对西藏和新疆的政策，可能是它在过去十年来最严重的人权失误。而这两个区域的面积合起来，大约占了中国一半领土。大量投资和基建开发，无助于降低藏族和维吾尔族人民的愤怒和绝望，因为他们在文化、语言、迁徙和宗教上，都遭受到日益紧缩的限制。随著藏区和新疆相继于2008、2009年发生抗暴行动，中央政府没有正视民怨，反报以更多的强迫失踪与严刑峻罚。自此尔后，藏疆两区都被严密封锁。北京应该感到羞耻和挫败，因为已有至少62位藏人选择自焚抗议它的政策；以国家安全罪名重判维族人，或夷平丝路上的喀什（Kashgar）古城，也只能让人看到北京对这些区域的冷酷铁腕。
习近平可以要求落实适用于中国西部的民族自治法规，最好能听取国内外专家的意见，研拟更为持久可行的解决方案，取代目前依赖大量驻军的统治方式。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充分维护藏族人和维族人的公民权利，不能正视他们的合理要求，类似2008和2009年抗暴行动的社会政治危机迟早会再度重演，更将造成中国西部边界长久不得安宁。
6. 赢取合法性
中国至今仍然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没有真正的定期选举，也没有参与政治过程的正式管道，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习近平应该提出一种不同的五年计划：为中国共产党画出一条重新自群众赢得政治合法性的路线图。现在有些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共党内派系的不断发展，已创造出某种实质意义上的党内竞争；村级选举带来了低程度的政治参与；而政府也日渐对民意有所回应。但是，自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北京从未发生如此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而近来在选择接班人过程中产生的骚动，伴随著公众信任的直线下降，显示当前的路线已经失败，无法如高层领导所愿，完成平顺、得人心的接班过程。
曲折仓促的高层权力接班过程，致使任何大胆的改革措施难以在未来一年内出台。但习近平若能推动一些争议较小的改革，例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或允许被驱逐的法律维权工作者陈光诚返国，可望为其他更艰难的改革铺平道路。改革的代价必然很高，也必将遭遇众多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但中国人民已无法忍受另一个停滞不前的十年。
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是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