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月，十年一度的领导层换届将在北京进行，对于政府将如何对待如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高调批评者，将一如往常地吸引海内外人士的目光。这些异议人士遭受的迫害当然值得探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一个更大的现象：中国平民政治的广泛崛起生气勃勃。
首先，陈爱丽（Alison Klayman）的新纪录片《艾未未：道歉你妹》似乎正是从这一视角，关注享誉世界的北京艺术家、大胆敢言的政府批评者艾未未的个人作品、政治行动以及日常生活。这部片子提到了那些常常被中国媒体上抹杀掉的主题，因此该片包含大量中国领导层反感的内容。该纪录片突出了艾未未的国际知名度以及他通过社会媒体调动大量群众的能力、中国警察赤裸裸的残暴以及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余毒未了。
但是《道歉你妹》绝不是仅仅唤起大家对艾未未的作品，以及与他互动的艺术家、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该纪录片最尖锐的一点——也是会令中国老一辈领导层感到最担忧的一点——被一名女性志愿者点破。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时一所学校建筑因豆腐渣工程而倒塌，艾未未收集在因校舍倒塌遇难的学生姓名，参与此项目的一名女性志愿者回忆起当局问她是在为谁工作。她答道“我们都是志愿者，我们是自发的。我看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我们不是作为任何人的‘人’而在那里工作。
中国政府容忍一些由国家掌控的志愿者行为；截至2011年，在中国内务部已注册了的公民社会団体为数超过一万. 当为共产党或中国政府的政治利益服务时，调动民众是可以的，正如之前一度变得极其恶劣的反日政治示威。
但是领导层几乎把所有其他形式成立的独立组织视为威胁。尽管如此，公众广泛地参与并积极支持活跃人士事业,已经变成现今中国最强劲的政治动态。《道歉你妹》将此类反抗行动公诸于众, 把大家的目光聚焦到数百名参加(趁艾未未上海工作室尚未被当局拆除前)为艾未未举办的派对的人，以及无数参与收集川震中遇难儿童名单的志愿者。随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下个月接过政权，共产党无疑会继续把社会稳定作为当务之急的重点工作，优先排在亟需的政治改革前。但是在缺乏这些变革的情况下，中国公民日益开启的权利意识以及他们在公共领域采取行动参与的意愿,将挑战维稳目标。
逐步形成的热诚
1966年到1976年，上百万中国人被迫参加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对被视为对国家不忠者进行肢体虐待、监禁以及当众羞辱。在文革的余波中，许多中国境内人士都力图避免与政府发生重要的联系。但是在近十年间，学生、工人和其他人士联合起來要求政治改革。他们写文章支持民主，参与日益增多的公共辩论，并且在北京的大片红砖墙上公开发表他们的不平与抗议，这些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民主墙。政府以压制作为回应，以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屠杀告终。
然后，在上世纪90年代中，第一批真正的独立公民社团成立，但是政府确保他们得不到实质上的关注。一些个別异议人士，例如魏京生，热比娅•卡德尔和达赖喇嘛，都成为国际知名人物，但因中国本土的审查制度，他们的名字要么就不为人所知，要么就在国内被妖魔化。很多在中国国内的人对政府及其运作职能颇有见地，但是可供辩论的途径仍然狭隘而且危险。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情况有所转变，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发觉他们可以影响政府。在饭桌上抱怨政府已经不再那么危险。一些最温和的司法改革，从理论上说，使得人们更容易获取信息。尽管政府为审查互联网而建的强大的防火墙的存在，中国现在的网民数量仍然已达到5亿之巨。在1989年镇压的20年后，一份支持民主的宣言《08宪章》在网上传播并在几周内收集到超过1万份签名，就可见网民力量之强，而也正是由于这份宣言，刘晓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监禁。因为北京对于信息和所有信息的交流都不再有完全的掌控和监督，人们可以得知并讨论那些以往不可得知的事情。
这一新发现的赋权偶尔能允许民众动员起来进行反腐行动并监督官员们的其他不良行为，往往其匿名程度之高前所未有。越來越多中国民眾对哪些是中国法律所允许的具备了更多了解后，也了解哪些权利保障只是表面上罷了，他们倾向于要求政府和官员确实遵守那些法规。其影响在于人们现在可以直接向政府提出挑战，并寄望于改变——有时候他们的确能赢。例如2011年，大连市的市民抗议一所在规划中的化工厂，因为该厂可能带来潜在的环境危害，民众抗议使得当地政府暂停施工。
正如《道歉你妹》所展示，中国维权律师向政府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挑战：他们接受法律系统的现状，并试图使它就按照其规定的方式运行。这些维权律师和法律活跃人士勇气可嘉的一点在于，对使用暴力和高压方式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政府进行法律诉讼，为被冠以颠覆罪的中国基督教信徒或者法轮功学员维权，以及向参与反政府示威的藏族人提供法律咨询。2011年上半年，此类人群中有一部分人经历了如艾未未一样的遭遇：被国家安全机构“强迫失踪”，与外界联系被切断数周，并在监禁中遭受酷刑，但是考虑到中国政府力图扑灭任何与阿拉伯之春类似的示威活动，这一切的发生绝非偶然。
公开化
很多中国人逐渐愿意且能够大声批评政府，而中国政府也确实有很多事值得抱怨。不平等与日俱增、贪污腐败泛滥以及没完没了的政治丑闻都削弱了党的合法性。在2012年9月，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报道称中国的基尼系数（用于衡量收入不平等状况）已经达到了0.438，并称这是“财富不均达到危险程度”。考虑到法律系统仍然主要作为国家权力的支配工具，而并非解决不满的手段，尤其是随着公民逐渐对其他国家的司法系统的了解扩大，中国的现状只会使群众对诉诸于司法正义和国家的责任感提出更多要求。
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数据显示，大规模动乱事件呈上升趋势：2010年，政府称全年大概有18万起“大规模事件”（非法示威活动），这个数字是十年前的4倍。越来越多的活跃人士开始致力于改变国家政策。湖南妇女唐慧仅仅因为要求官方对她年幼女儿遭强奸一案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而被判18个月劳动改造，此后在中国最流行的网站——微博上出现了超过50万条对其表示同情的留言。这最初的抗议启发了网友向全国人大进行请愿，要求其改革或废除劳改制度。而在8月份左右，10名著名中国律师致信告诫司法部及公安部，若不实施改革所面临的危险。与此类似，2012年6月，一张母亲和她被迫流产的胎儿躺在一起的照片被传到了网上。公众愤怒不竭且愤怒情绪迅速蔓延，使得陕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承诺对此事做出调查，此事也激起网民要求废止一孩政策。
政府对于这些请愿、示威和法律纠纷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挑战对于官员来说有多显著、多暴力。尤其重要的是，当地官员是否担心，如果不能在这些问题变成全国性丑闻之前将其解决，就会错失仕途的上升或者奖励。近些年来，在较为富庶的沿海城市反对基建项目征地强迁的示威活动似乎已经能产生一些结果以满足一些示威者要求。政府偶尔会暂停建设项目，就像2012年7月针对在上海规划建造的污水处理厂的示威活动一样。在特定问题达到一定曝光度时，省级的和国家级官员有时候会遭到撤职、降级处分或者对当地官员进行调动。正如异议人士陈光诚从他家出逃时，山东省的少数官员落马。但是，大多时候这些当地官员往往并非该不正当行为的唯一责人者。
但是关于其他问题的示威，尤其是那些被政府描绘为威胁国家安全或让政府难堪的事件，会立即招致异常的血腥对待。在西藏以和平为基调的示威历时四年之后，这个区域布满了安全部队，而中央政府并没有就解决更深层面的疾苦做出行动。现在一些藏民诉诸于一种特别令人难以接受的的示威：自2009年2月起，已有超过50人已经自焚了 。
中国政府一直称异议人士和公民社会团体为“敌对势力”或境外组织，将很多积极行动都视为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普通中国人自愿肩负起优化他们社区、改善他们司法系统并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等责任，政府将无法对他们的工作完全不予理会。对于决意要控制局面的执政党而言，大规模行动是“敌对的”，但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大规模行动已经在他们生活中的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他们相信他们有权利参与公共生活。
索菲•理查森是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