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东京夏季奥运会结束，世人目光逐渐转向2022年2月的北京冬奥会——然而中国人权正遭受1989年“六四”屠杀以来最严重的镇压。中国政府迫害新疆数百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变本加厉钳制香港，同时紧缩媒体控制，实施大规模监控。对中国这样的专制政权而言，奥运会是一项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活动，有助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提升在国内和国际的地位。本文由艾美．布朗许威格访谈全球倡议主任明奇．沃登，说明运动员和赞助商参与北京奥运会的风险，以及国际奥委会在人权议题上的失职之处。
东京奥运会即将落幕。有什么精彩的人权故事？
人权与奥运密不可分。这星期就有一位勇敢批评该国总统的白罗斯运动员寻求政治庇护，因为该国奥委会企图强制她回国，而她担心会遭遇迫害。
奥运会本应为日本的LGBT权利带来重大变革。然而尽管LGBT反歧视立法在奥运会前赢得空前民意支持，日本国会却未能通过这部平等法案。
此外，在奥运会筹备阶段，先后有四名参与筹办东京奥运会的男性高层人士因发表贬低女性言论或曾霸凌身心障碍儿童而辞职下台。
就运动员而言，人权观察2020年发表的报告《我被打过数不清多少次》对日本50个运动项目的800多名运动员做过调查，其中许多人曾遭受虐待。我们也对日本运动员死亡、自杀和受虐事件作了记录。
东京奥运会带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情节是，多位奥运选手和运动员挺身而出反对虐待。美国体操金牌选手西蒙・拜尔斯（Simone Biles）公开揭露自己遭受前奥运代表队随队医师性侵的往事，以及这种经验如何伤害她的心理健康，而这也促使她决定藉由到东京出赛来争取各界继续关注正义和保障的诉求。人权观察发起的#AthletesAgainstAbuse行动，则是由日本国内曾遭虐待的运动员领衔，争取成立日本安全运动中心。
人们正在准备迎接北京冬奥会。谈到中国，从人权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关注什么？
当前，中国正在对人权进行难以置信的激烈镇压。所有国家都存在侵犯人权的问题，但只有中国在主办奥运的同时积极实施危害人类罪行。人权观察今年曾发表报告，列举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犯下的危害人类罪行，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禁、酷刑、大规模监控、抹灭文化与宗教、拆散家庭、强迫劳动、性暴力和剥夺生殖权利。
中国当局起初掩盖新冠病毒疫情和中国医护人员病逝的消息，后来又对死亡病患的家属进行监控和骚扰。北京禁止人权捍卫者、记者和维权人士发声，以及对互联网的限制，也将妨碍人们在奥运会前准确、及时地了解中国的卫生条件和社会实况。
同样在过去一年，北京践踏了香港人权，包括拘捕议员、记者，侵犯新闻和其他自由。
欧盟、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国会议员正以前所未有的行动倡导外交抵制。这种做法不会影响到运动员，而是要求各国总统或其他政府官员拒绝出席本届冬奥会，以免为北京的人权迫害背书。
外交抵制是个好主意吗？
人权观察支持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北京对新疆一千三百万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虐待，与表彰人类成就与尊严的奥林匹克理想形成鲜明对比，各国政府和政治领导人不应让中国政府如愿博得全球关注，也不该出席赛会。
在人权界，这种借着举办大型赛会转移对人权侵犯目光的行为，被我们称为“体育洗白”（sports-washing）。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正在利用冬奥会来掩盖本身的罪行，设法让人以为它得到世界默许。
在人权记录不良的国家出赛，对运动员有何不利？
运动员是人，他们应当享有人权。但是运动员无法选择比赛地点——他们必须去任何国际奥委会指定的地方出赛。他们一辈子训练都是为了在奥运出赛的那一刻，但有些运动员已提出正当的质疑：他们为何必须到一个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参加比赛？奥运滑雪金牌米凯拉．希夫林（Mikaela Shiffrin）就曾表示，她和其他运动员不应被迫“为了比赛而在个人道德观、支持人权和职业生涯之间作选择。”
运动员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对于香港、新疆、西藏受到的镇压以及自己和其他国家的人权侵犯，他们有权持有和发表意见。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他们可能会被迫沉默，这绝对是一种错误。
此外，中国政府可能早已开始监视即将前往北京参赛的运动员——通过他们的社交媒体和采访发言。运动员在北京出赛时，能否与家人自由联系？在中国，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也可能违法。如果运动员秉持人权信念，希望就中国的情况发表意见，例如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香港镇压或西藏宗教自由，将会面临最高的风险。
运动员若大声疾呼会有什么后果？
在《奥林匹克宪章》里面找不到维护“人权”的条文（只提到体育是人权）。国际奥委会表示，未来会将人权纳入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合约，但这次冬奥会还不适用。这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双重标准，因为体育就是人人按照同样的规则竞技。
北京可能会打击与它意见不合的运动员。竞速滑冰金牌得主乔伊・奇克（Joey Cheek）曾因抗议达尔富尔的人权侵犯，被中国政府取消奥运签证，无法在2008年前往中国。奇克是达尔富尔队（Team Darfur）的共同发起人，他们在2008年奥运会前联合各国运动员施压，要求中国协助结束苏丹种族屠杀。
另外，国际奥委会有一项称为“第50条”的规定，惩罚运动员在领奖台上抗议的行为。这项规定长期侵犯言论自由，世人永难忘记非洲裔美国运动员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和汤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领奖台上举手向黑人权力（Black Power）致敬后所承受的苦难。
奥运会采访记者如何同时报导它对人权的影响？
新闻自由已写进《奥林匹克宪章》，并受到主办城市合约的保障。中国政府以各种方式承诺维护新闻自由，才能赢得此次奥运会主办权。然而，已有多位英国广播公司、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的记者因为批评中国政府而被驱逐出境——现在他们只能设法从首尔、台北或东京报导本届冬奥会。当然这是完全行不通的：记者不可能从另一个国家报导奥运会和帕运会。
但对于已被中国驱逐出境的记者来说，现在是申请报导冬奥会的好机会。如果中国不许他们执行自己的工作，国际奥委会必须要求中国遵守规则——包括开放互联网和新闻自由。
赞助商可以做什么？
体育是最后几个不遵守国际人权标准的大型兆元产业之一，这种情况需要改变。奥运赞助商都是跨国公司，如宝洁、可口可乐、英特尔和VISA信用卡，作为奥运会的金主，它们具有影响力。即使因为在中国做生意而不敢要求中国政府改变人权政策，它们大可要求国际奥委会加强在中国保护运动员和人权。
人权观察已致函所有顶级赞助商，查询它们关于本届中国冬奥会的人权尽职调查。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公司答覆。赞助商有必要向公众解释，它们为何无视危害人类罪行仍要赞助这次奥运会和帕运会。我希望世界各国的国会都能提出这些严肃的质疑。
中国最初掩盖了新冠肺炎疫情。言论审查对公共卫生有何风险？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中国官员掩盖了地方媒体有关三聚氰胺毒奶粉的报导。就因为中国政府向国内外隐瞒了这些讯息，最后有多达30万名婴儿中毒、6名死亡。这件事就发生在当年奥运会期间。
中国在分享准确与及时资讯方面的纪录非常糟糕——例如毒奶粉和新冠疫情——我们不得不担忧中国在疫情期间举办冬奥会能否做到健康权的保障。
奥运会估计在全世界可以吸引34亿人观看。观众能做什么？
过去十年来，保障体育人权已取得重大进步——主要是靠着公众和体育爱好者的压力。越来越多的爱好者表示，他们不希望坐在一个牺牲工人生命建成的体育场里，也不想购买可能是用强迫劳动生产出来的成衣和商品。正因为这种全球压力，足球运动的全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FIFA）已经制定人权政策。由此可见，公众要求改革的力量是超出想像的。这次在中国举行的奥运会和帕运会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