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人权观察今天发表报告指出，澳大利亚大专院校未能保障中国学生与批评中共学者的学术自由。支持民主运动人士经常遭到亲北京人士和中国政府的骚扰与恐吓。
这份102页的报告，《’他们不懂我们的恐惧’：中国跨国镇压危害澳大利亚大专院校学术自由》，说明中国政府如何对澳大利亚各大学支持民主的中国与香港学生进行监控。学生普遍意识到这种监控的存在，因此感到恐惧。许多人必须伪装掩饰和自我审查，以免遭到同学威胁骚扰或向中国有关当局“举报”。
“澳大利亚大专院校管理层未能尽到维护中国学生权利的谨慎责任，” 该报告撰写者、人权观察澳大利亚部研究员苏菲・麦克尼尔（Sophie McNeill）说。“澳大利亚各大学仰赖国际学生缴纳学费，对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的骚扰监控视若无睹。各大学应当公开抗议，并采取具体措施支持学生与教职员的学术自由。”
人权观察访问到24名 “支持民主”的中国与香港学生，以及22名澳大利亚各大学教研人员。即便在疫情导致边界封锁之后，由于各大学改为网路授课，并有部分国际学生滞澳未归，国际教育仍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品项之一。
人权观察查证了三宗学生个案，他们在中国的家人遭到警察登门拜访或传唤，查问他们在澳大利亚的言行。其中一名学生因为在澳留学时注册推特帐号，发表支持民主言论，遭中国当局威胁判刑入狱。另一名学生因为在澳大利亚同学面前表明支持民主，返国后遭中国当局没收护照。
每一位支持民主的受访学生，都非常害怕自己在澳大利亚的言行可能导致国内双亲遭受中国当局处罚或审问。他们说这种顾虑无时无处不在，他们总是要再三评估，才能决定什么话可以说，什么活动可以参加，甚至什么人可以做朋友。
受访者大多表示，在澳留学期间会作自我审查。“我必须自我审查，” 一名大陆学生说。“现实就是如此。我来到澳大利亚，但我仍不自由。我在这里从来不谈政治。”
“大多数学生被骚扰后，不会向他们的大学举报，” 麦克尼尔说。“他们认为自己的大学更重视维持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不想得罪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学生。”
我们访问许多具有中国研究背景或专业，或指导大量中国大陆学生的大学教授，其中超过半数自承在谈到中国时经常会作自我审查。少数大学校方也对教职员进行言论审查，例如有大学管理层要求教职员不得公开谈论中国，或者劝阻他们举办有关中国的公开活动或就中国敏感议题接受媒体采访。
支持中国政府的学生和社交媒体使用者会采用骚扰、恐吓和人肉搜索（公布个人资料）等手段，攻击被他们认为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或讨论有关台湾、西藏、香港或新疆等 “敏感”议题的学者。 2020年，有一位学者就因为将台湾称为国家并为台湾学生仗义执言，遭到亲北京人士霸凌、骚扰和肉搜。结果，其所任教的澳大利亚某大学暂时将其个人页面从学校官网撤下。
这些恐吓或“举报”同学的恶劣行为，并不代表大多数的留澳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多数不愿介入政治争议，或者会选择以和平方式表达一己观点。那些事情只有极少数特别积极、高调的学生会去做。
许多学生和学者不断提出忧虑：中国留澳学生可以生活在资讯真空之中，因为他们依赖受到高度审查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在这个受管控环境中流传的不实资讯，以及多元观点的缺乏，是驱使部分学生去骚扰、恐吓那些想要抗议或表达不同观点者的潜在因素。
学生和学者们还指出其他问题，包括：在资讯安全缺乏保障之下为疫情期间受困中国的学生授课；严苛的香港国安法的域外效力；以及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等与中国政府有关团体的作用。
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日益明目张胆在全世界侵犯学术自由。澳大利亚教育部应每年发表报告，纪录有关骚扰、恐吓、审查与自我审查的事件，以及各大学抵制这种威胁的具体措施。
澳大利亚各大学和校长也应当在具体的骚扰或审查事件发生时应予公开谴责，并且公开承诺维护学术自由，确保所有学生了解向外国使领馆“举报”同学或教职员言行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学生行为守则并可加以处分的行为。大学外国干涉专案组（University Foreign Interference Taskforce）应优先审议有关骚扰、恐吓、审查和自我审查问题。
“近来针对言论自由和外国干涉澳大利亚大专院校问题的各项调查，并未充分审议这些议题，” 麦克尼尔说。“随着新的国际学生即将在疫情解除后到来，各大学应即刻检讨校内相关政策，实施保障学生与教职员学术自由的新措施。”
受访者陈述摘录
本研究所有受访者姓名均予保密，以免泄露身分。以下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张秀英，在澳大利亚声援香港民主抗争的中国女学生。
“大约凌晨两点，我收到一个大陆同学发来简讯。大意是说，‘我在监视你。’ 我感到非常害怕。我去找学校心理师，因为我感到压力很大。我在脸书上封锁了他[那位大陆同学]。我修了一门课，班上百分之98都是大陆学生。很多学生说我坏话，骂我背叛祖国。”
李卫，中国大陆留学生，一到澳大利亚就注册了推特帐号。
“我以为这里很安全。2020年3月，[中国的]警察联络我爸妈，把他们叫到派出所，还对我发出正式警告。他们要求我‘闭上臭嘴’，说我要是回国一定好好找我算帐。他们说我必须关掉我的推特，停止散播反政府言论，如果我不配合，他们会对我刑事控告。我删了推特帐号。因为我担心我的父母。”
张敏，中国大陆学生，说她因为自我审查影响学习，决定改变大学修课。
“这一定不利你的学习。我刚到的时候，选了一门传播课程，这门课非常重视课堂讨论，但我感到无法畅所欲言。所以，这是我改选另一门偏重技术性课程的原因之一。”
“N”学者谈到一名中国大陆学生在课堂作西藏问题报告之后的遭遇。
“有一个学生讨论到西藏的自焚。后来她在课后辅导时间来找我谈话。她说她父母的‘上级’被工作单位通知有关她在课堂上作西藏报告的事情。她父母会知道此事，唯一的可能就是通过某种举报机制。我很想查个水落石出，但在八、九十个学生的大班课里面，实在做不到。”
“P”学者谈到一名校方人员要求他提供“净化版”的中国研究课程。
“我们全面实施线上教学以后，我收到资讯部门负责人的一封电子邮件。他说，他们设置了专为中国使用的VPN（虚拟私人网路），但是我的教学内容有点问题。另一位学者，也是另一个中国研究单位的老师，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一个‘净化版’的课程。我是否也可以考虑修改一下我的课程呢？我说，‘不行，我不愿意。’”
“T”学者谈到自我审查对学生和课堂讨论的影响。
“我有一个学生来自台湾。她[课后]来找我，对我们有关香港的讨论感到很激动。她问我，‘你认为台湾会怎样？’ 我说，‘你在课堂上怎么没有提问？我真希望你能提出来！’ 她答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前途。我以后工作可能跟大陆有关。我不能被人检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