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号，我才睡醒就看到中国政府宣布，全国夫妻将允许生育三孩，比原来规定又多了一个。我跟自己开玩笑说：“终于，我合法了！”
我是父母非法生下的第三个小孩。当时，根据1980到2015年实施的恶名昭彰的一胎化政策，每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我父母是农民，可以合法生两个。）还好，我父母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让我登记户口。我妈常说，“我们连家里扫帚都卖了，才保住妳。”
但付不起罚款的千千万万家庭，可就不一样了。他们的超生子女登记不了户口，不能上学、看病，各种社会服务都没他们的份。在政府或事业单位上班的夫妻如果超生，通常连工作都会丢掉。为了保住生计，这些家庭只能把孩子藏起来，或送到亲戚家里。
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存在一千三百万这种“黑孩”。直到2015年，当局才开放父母未交罚款的超生儿童登记户口。
我在成长过程中内化了“超生子女”的社会污名，因为政府宣传——包括学校课本、街头巷尾的标语、电视和报章杂志——不断告诉我和千千万万“超生子女”说，我们占用了有限资源。我们是社会的过份负担。
现在第三个孩子合法了，但第四、第五、第六个孩子还是得躲起来，或者为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
四十年前，为了遏制人口增长、降低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压力，中国政府规定大部分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超生的夫妻被抓捕监禁，许多妇女被强迫拉去接受人工流产。现在，为了减缓人口老龄化，政府又叫大家多生小孩。
然而，新的三孩政策不可能真的刺激生育率，政府对此也心知肚明。二孩政策已经失灵，因为大家一想到养儿育女的高昂成本，通常就不会想生第二个。生育率起初稍有起色，后来就逐年下滑。
通过大力投资免费托儿和教育以及扩大公平的育儿休假等措施，使育儿变得可负担又可实行应当会有帮助，但政府不此之图，以致三孩政策刚一宣布就遭到网民狂酸。有个帖子写道，“我不买三台劳斯莱斯，不是因为限购，而是因为太贵。” 另一篇说，“我想把配额卖给有钱人。”
但政府显然担心，如果彻底放开限制，会让不该生孩子的人多生。“我们发现，在西部一些贫困地区，人们仍然追求多子多孙，” 隶属官方的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在接受英文《中国日报》采访时这么说。“因此，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导致他们生育更多孩子，也使他们更难脱贫。”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宣传鼓吹高学历女性早婚早育。近年来，我在官方媒体上面发现越来越多从积极面描述大学生在校生子的报导；二十多岁仍然未婚的女性——多属城市高学历人口——则被蔑称为“剩女”，一个常见于中国官方宣传的名词，也是学者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2014年出版的专书题名。
你可能以为，如果当局只是不想让穷苦家庭因为子女过多而难以脱贫，应当会允许单身女性独立育儿和同性伴侣收养子女——这两种人群大多属于高学历的城市中产。但非婚生子女至今既要面临罚款也不能享用公共服务，同性婚姻也尚未合法化。在习近平统治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又开始提倡传统家庭价值，认为传统家庭结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在大多数汉族生活区域之外，有报导称新疆正在采取残酷措施，包括强迫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减低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出生率。政府甚至吹嘘，这种措施可以帮助维吾尔族妇女避免沦为“生育机器”。
综合以上各种政策可见，中共想要的是一种特殊的孩子：由年轻、高学历汉族女性与男性结婚后生下的子女。正如洪理达、方凤美（Mei Fong）和雷国俊（James Leibold）等专家的观察，这种做法的用意堪忧——中国本来还想在1993年制定一部“优生保健法”，因为饱受国际指责才改了名称。
无论中国如何形容它当前的人口政策，生育限制本质上就是侵犯女性生育权和身体自主权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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