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今年4月,巴基斯坦当局利用严苛法律和过度武力阻止旁遮普省农民为维护土地权利抗议。欧卡拉区(Okara)农民原本计划在2016年4月17日国际农民抗争日举行集会。

当局应该撤销对行使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权利人士的一切检控,并适度处罚对抗议民众施暴的安全部队成员。

拉合尔郊区农民收割麦田,旁遮普省,2013年5月16日。

 “阻止和平集会,逮捕组织者,并且滥用武力对付示威人士,是全然忽视民主社会基本权利的表现,”亚洲区主任布莱德・亚当斯(Brad Adams)说。“政府利用模糊笼统的反恐怖主义法律打压农民抗争,将使不稳定的情势更增紧张。”

4月16日早晨,梅尔・阿卜都・萨塔尔(Mehr Abdul Sattar)在家中遭警方逮捕。萨塔尔是旁遮普佃农协会(Anjuman-i-Mazareen Punjab)的秘书长,该协会是次日集会的组织者。该区政府引用一条殖民时期的法律,刑事程序法第144条,限制聚众活动。

萨塔尔和另外四名佃农领袖被捕后,数百名村民迅速集结抗议。军警人员乘坐武装运兵车到达现场。由于数名抗议人士丢掷石块,安全部队持警棍冲锋,并发射催泪瓦斯弹驱散抗议群众。有数十人被依反恐法和妨害公共秩序罪逮捕,其中许多人仍被拘押在不明地点。多名目击者告诉人权观察,安全部队殴打并逮捕抗议人士,有些人在当天半夜从自家被带走。

欧卡拉地方官员向媒体表示,当地政府禁止这次农民日集会的理由是,拉合尔最近才发生过恐怖攻击,并说“政府高层严令加强治安,而这种集会可能引起安全顾虑。”他说,农民组织者拒绝配合。

欧卡拉区警局列出4000多起案件触犯刑法和反恐法,后者授与当局广泛权力,可逮捕并起诉定义含糊的犯罪,例如1997年《反恐怖主义法》第7条。政府于2015年制定的反恐怖主义国家行动计划扩大了军方在反恐任务中的角色,并且允许由军事法庭审理涉恐案件。

在部分案件中,包括梅尔・阿卜都・萨塔尔案,警方拒绝说明被捕人员的下落,因此构成违反国际法的强迫失踪。被强迫失踪人员非常容易遭到酷刑或其他不当待遇。

55岁村民艾莎・毕比(Aisha Bibi)说,她的儿子自政府军镇压后就失踪了。“我向警察打听我儿子的下落,警员辱骂我,说我儿子正在为参加农民抗争付出代价。”

自4月16日至今,至少24名农民经反恐法庭审理后还押看守所。一名26岁农民的家属说,该农民可能因为军警滥用催泪瓦斯致死。村民告诉人权观察,争议事件发生后,当地各村庄遭到安全部队封锁,禁止人员、食物和公共服务进出。

巴基斯坦应当确保安全部队遵守联合国《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根据该原则,安全部队在动用武力前应尽可能使用非暴力手段。在不可避免合法使用武力时,官员应当有所克制并与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成比例。只有在为了保护生命而确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致命武力。

 “政府应当尽速释放被错误逮捕的民众,提供‘失踪者’的信息,并追究军警人员滥用武力的责任,”亚当斯说。“对人权展现出更大的尊重,有助于促进欧卡拉地区的长期土地争端得到协议解决。”

背景与目击者说法(非真名):

欧卡拉地区佃农与军方之间的争端始于16年前。传统上,农民均为佃户,以其收成的一部分缴纳给军方做为地租,军方则通过经营农场充当地主角色。2000年,军方企图片面修改规则,要求农民重新签订合同,改以现金交租。但农民不同意,担心以现金交租可能使他们在荒年时被迫迁离家族世代生活的土地。

据人权观察以往纪录,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曾对农民实施任意拘押、酷刑、杀害和大批解雇的行动。

这项争端在2003年5月5日到同年6月12日之间达到高峰,欧卡拉军方农场范围内18个村庄的15万人被处宵禁,进出当地均受到严格限制。水、电供应和电话都被切断,直到农民同意签署新合同,保证拥有农田的军方地主获得固定收入。

在2013年竞选期间,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曾在欧卡拉地区召开大会,承诺保障农民祖传田地的权利。然而,谢里夫的承诺迄未兑现,地方当局对欧卡拉农民的压迫丝毫未有减轻,抗争因而再起。2014年7月,安全部队围困攻击15/4 L村,并杀害两名佃农。

 

下列陈述来自人权观察于2016年4月21日至23日在旁遮普省欧卡拉区进行的访问:

任意逮捕、拘押和强迫失踪

人权观察访问的14人说,他们的亲友在4月16日或次日被当局逮捕。许多人仍然在押。有些人没有被列入记录,可能已遭强迫失踪。访问地点在4/4-L和15/4-L两村。当地农民运动于2000年从4/4-L村开始,政府和农民均将该村视为农运总部。

15/4L村的70岁农民萨奇纳・毕比说,她的儿子们被逮捕拘押,她非常担忧他们的安全:

4月18日凌晨2点到2:30左右,我家大门被警察撞开。他们来了好多人,大喊大叫,嘈杂不堪。我的大儿子阿巴斯第一个被他们从床上拖下来,他是学校老师,被他们用枪托殴打。阿巴斯患有肝炎。然后他们抓住我的小儿子贾瓦德,用警棍打他的头。我上前阻止他们,被一个警员打头。我的两个媳妇也被他们用脚踹、打耳光。村子里的两个守望员和一个80岁邻居听到喊叫声跑来我们家,也被他们逮捕了。

我不晓得我的两个儿子被他们抓去哪里,以及为何被抓。我已经70多岁了,没办法去寻找失踪的儿子。村子里没人敢上警察局找人,因为凡是去找警察的人也都被逮捕了。

为什么要用国家行动计划对付农民?显然是因为他们想把我们关进牢里,然后抢走我们的土地。

15/4L村居民穆罕默德・伊尔凡说,他的60岁母亲遭到拘留:

我母亲坎妮兹・毕比在4月16日早上进城去拿她的糖尿病药物。她搭乘出租摩托车,途中遇到催泪弹攻击而跌倒。她被控告意图谋杀,以及多项反恐法罪名。我们不知她的下落。我甚至不敢去警察局找人,因为我怕自己也被抓进去。我的母亲不良于行,说她企图杀人实在太荒谬了。

55岁的4/4L村居民艾莎・毕比说,她的儿子在政府军镇压后就失踪至今:

我儿子纳汀姆在4月17号被捕,当时他在前往欧卡拉卡的途中。我儿子是计程摩托车驾驶,他并没有参加4月16号的抗议活动。我们没有土地,更不是农民。我丈夫已过世,儿子是家里唯一经济来源。警察说他们已把他送到欧卡拉监狱。然而,监狱人员拒绝接见我,也拒绝提供任何信息。我去警察局找我儿子时,警员辱骂我,并说我儿子正为参加农民抗争而付出代价。

梅尔・阿卜都・萨塔尔是旁遮普佃农协会的秘书长,该协会是4月17日集会的组织者。他在集会前一天被捕,引发当天抗议活动。他的兄弟梅尔・阿卜都・贾巴告诉人权观察:

4月16日,我听到脚步声和很大的声响从我们家大门传过来。我拔腿朝大门跑去,发现有四、五十个警察破门而入。除了一个本地派出所的警员以外,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他们首先把我兄弟拖出来殴打。我想制止他们,他们就用枪托捅我。我们兄弟俩一起被拖出大门外。街上至少停着12辆警车。我兄弟就被他们带走了。

警方拒绝告知逮捕萨塔尔的理由。区政府官员声称,他们是依据《公共秩序维护法》将他逮捕。先前,4月13号,区政府曾要求他取消预定于国际农民日举行的庆祝大会。区政府还依据《刑事程序法》第144条禁止这次集会。萨塔尔拒绝遵令,并表示农民依宪法享有举办和平公开集会的权利。

我们直到今天仍不知道萨塔尔被警察抓去哪里。警方和区政府都拒绝接见我们,也不告诉我们他的下落。我确定他们一定会刑求他。我曾在2003年被抓,关在“酷刑牢房”几个星期。

对拘押萨塔尔和其他农民提出质疑的人,全都会被编造罪名逮捕。我们错在生为贫苦农民之子,而且意识到对自己的土地享有权利。

伊兹哈尔是一名律师,也是4/4L村的居民。他说:

他们把人抓走,但没有登记逮捕。做为律师,我一直在为其他村民维权。然而,现在我连村子都走不出去。过去一年,因为担心被捕,我暂停执行法律业务。村子外面布满检查哨,任何人试图进出都会被抓。有时他们要求出示国民身分证,只要上面的住址在我们村里,就会无故被警察逮捕。国家行动计划本来是用来反恐的,政府却根据它对我们使用军事武力。连妇女、小孩都成为反恐案件被告。

使用过当武力

4月16日,陆军士兵和警察以少数抗议者携带木棍、丢掷石块为由,发射催泪瓦斯弹、持警棍冲锋、使用钢制棍棒及对空鸣枪。根述陈述,有数名抗议民众遭到严重殴打。

一名4/4L村居民说,她的26岁儿子在抗议时死亡:

在4月16号早上,他出门去抗议农民日集会被取消。晚上,他被几个村民送回来。他说他很不舒服,因为曝露于过当的催泪瓦斯而感到呼吸困难。我们叫了救护车。然而,救护车在将他送医途中,被村口检查站的警察拦下。我儿子后来死在救护车上。如果安全部队让救护车迅速通过,我儿子也许还有救。

50岁的4/4L村农民穆罕默德・阿斯朗描述安全部队在4月16日抗议活动时动武的情形:

我们一大早集合抗议我们的领袖梅尔・阿卜都・萨塔尔被捕。军警派出大批人员到场。大约上午十点,警察无预警对我们进行驱散。他们开始毫不留情地殴打我们,不分男女老幼。你们可以看到,我身上还留着伤疤。他们用铁棒和警棍殴打我们。事后我连医生都不敢去看,因为我担心会在就医途中被抓走。我们全村现在都变成人质了,没有人能离开半步。

警察依据反恐法向我们提出告诉。但唯一实施恐怖行为的就是军警。我们既无武装,也很和平。

纪念国际农民日怎么就犯罪了呢?难道身为农民是一种罪行?政府竟把我们农民视为罪犯和判徒。过去一年,即使只有四、五个农民聚在一起,就会被逮捕。他们会把我们拘留几天,不登记正式逮捕。他们在拘留所刑求我们,让我们喝脏水。他们想要打击我们的抵抗意志。

4/4L村农民拉席丹・毕比说:

我是个年过50、多种疾病缠身的妇道人家。4月16号,我去参加集会,抗议农民大会被取消、我们的领袖被捕。我们没有堵塞道路。我们没带武器,只是喊喊口号,要求释放我们的领袖、还给我们土地权利。军警部队毫无预警向我们冲过来。他们用警棍打我们,用脚踢我们,把女人拖到大马路上。我有一根手指被他们打到骨折,两腿膝盖也受伤。我唯一犯的罪就是身为贫穷的农村妇女。

穆罕默德・夏比尔说,他和他母亲因参加抗议而遭军警殴打:

我在欧卡拉市的果菜市场打工。我名下没有一寸土地,所以并不是农民。但为了支持其他村民,我也去参加了4月16日的抗议。军警人员攻击我们是没道理的,我们根本没对他们构成威胁。当他们拿警棍打我母亲时,我哀求他们住手,因为她年事已高。为此,一名警官不停打我的头,即使我已经流血。我的头上缝了好几针。我母亲则手臂骨折,全身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