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几名海外中国留学生写了一封致国内同学的公开信,呼吁追究1989年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民主示威者遭杀害的责任。

素以鼓吹民族主义闻名的中国国营媒体《环球时报》立刻在社论中表示:“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讨论...逐渐形成了共识。”这种说法必然令读者满头雾水:所谓共识到底是怎么达成的?该篇社论的命运更能说明问题──几天后中国审查机关便急着将文章从多个网站上删除──足见避免引起争论比驳斥批评更要紧。

就在全世界将于本周纪念六四天安门屠杀26周年之际,这封学生公开信及其回响证明六四并未遭到遗忘,为人权的奋斗也仍在中国持续着。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所有经历六四馀波的人们全都知道,所谓“中国社会已达成共识”的说法完全颠倒了事实:关于六四的公开讨论实际上从未存在,因为中共不允许。

不仅公开辩论从未发生,从1989年到现在,受害者家属仍未获得承认或平反,政府还在不停骚扰胆敢私下纪念六四的人士,六四真相委员会的成立毫无希望──更甭提起诉杀人凶手。

《环球时报》自诩代表“中国社会”,坚称写信的学生“获得境外各种敌视中国力量的资助”,显见中国政府的观点几乎还停留在1989年。它对事件的看法自成一格,而且坚定不移。

和昔日相同,中国高层领导人似乎无法理解,或不愿承认,人民可以既批判政府又热爱国家。

这封公开信的作者们有些在1989年还没出生,显见究责的要求并未随时间消逝。信中不仅追问当年军队为何开枪,也质疑政府为何至今仍未公布死伤人数。信中并指出,由天安门母亲和其他试图纪念六四或质疑官方说法的人士仍持续受到骚扰来看,“镇压依然在继续”。

很难确知这封信在那一方面──或它的存在本身──对官员圈子的冲击最大。也许是信中的这一论断:“六四的枪声已经消解了[中共]全部的合法性”。

或许在嘲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中国梦”──他用这个名词辩护其掺杂经济增长、高压统治和强烈民族主义的政策──这些学生提出了另一版本:他们梦想中国有一天能够“在还原历史和实现公正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恐惧的世界”。

这群学生总结说,他们“深知这封信对自己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虽然只有十二位学生参与联署,但他们的存在必然已令中国言论审查员和他们的老板们胆战心惊:不再只有政府熟知的人物──从狱中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到人权律师浦志强,再到四川维权人士陈云飞──会不断发掘并质疑六四屠杀真相了。

六四发生之际,中国领导人正忙于经济改革大计,设法修补千疮百孔的区域外交关系,勉力适应一个令他们感到力不从心的世界格局。一晃眼到了2015年,中国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亚太和其他区域耀武扬威,并且是各大国际论坛上不可忽视的势力。

即便在全球举足轻重,中国领导人仍然面临内部挑战,甚至来自某些在繁荣稳定年代出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凭着优秀成绩留学海外,读着恪守宣传口径、只字不提六四的历史教科书长大,却和国内许多其他人一样问起了尖锐的问题并且要求究责。争论、以及透过争论锻造出真正共识的欲望不仅丝缕未绝,而且风华正盛。

索菲・理查森是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