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针对民间独立组织提出的新管制措施有何危险？
这些组织的工作──从家庭暴力（中国有四分之一妇女受害）到农民工子女福利和环境污染──关乎数以百万计的人群，在其他国家这通常是政府的责任。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组织发展出必要的弹性和创意，而且直到最近仍拥有推动修改国家政策及作为的自由空间。
在中国经营独立民间组织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它们不仅要克服严苛的法规限制，还可能随时遭到任意查封或骚扰。五名女权人士于3月8日遭到逮捕关押，支持她们工作的一家北京非政府组织也在3月24日遭到搜查，即为著例。
在此同时，管理这类组织的全国性法律缺位，加上各地政府领导人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各不相同，使它们可以利用灵活策略争取一定的活动空间。积极行动或提倡人权、公民自由的“敏感性”非政府组织通常注册为工商企业或根本不注册，以回避国家的关注眼神。多年来，外国对这些中国组织提供资金援助，以及特定境外组织在华运作，也获得政府容忍。
许多中国公民社会组织长期依赖境外资金，敏感性非政府组织更少不了它。由于未能依法注册为非营利组织，这些组织几乎不可能获得国内少数资金来源的青睐，而这些资金来源也刻意避开它们以免惹上麻烦。然而，随著争议多时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可能即将在年内出台，较敢言的非政府组织赖以维生的筹资管道很快就要枯竭。
尽管该法草案尚未公布，经人权观察检视的一份草案内容显示，一旦该法照原案通过，政府对公民社会的管控将大幅紧缩。随著北京日益疑神疑鬼，将公民社会视为世界各国“颜色革命”推翻政权的推手，中国政府已选择一种最大程度扩张国家管制的管理模式。
该法草案全然符合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后加强管束公民社会、进一步压制原已在严控之下的公民自由及其捍卫者的政策方针。
一旦该法通过，公安部（而非民政部）将握有监督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和许可其登记的权力。为执行“监督管理”，可以随时进入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场所、讯问其工作人员并复制或扣留任何文件，这些手段一般在刑事侦查中才能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将必须送审年度工作计划和资金配置，并且不得参与一系列的和平活动，包括筹款或接受国内捐赠、招募志愿者或“直接间接”吸收会员。
违反该法的非政府组织，其设于中国的代表机构（该法草案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必须设立代表机构）将会受到处罚，包括15天的行政拘留。
该法草案是中国政府迈向非政府组织“分类管理”模式的又一举措。根据该模式，从事国家认可的议题范围内工作的国内组织，例如服务身心障碍人士的慈善团体，不仅办理登记较为容易，还可能获得政府加大补助和支持力度；至于涉及人权或政策游说的组织，则受到扼杀。该法草案明文禁止“危害...国家统一、安全和民族团结”或“违背中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活动。这些含糊笼统的词语，常被用来打压和平的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
凡是公开支持世界各地公民社会的政府，都应该强烈反对这项立法，并以加倍力道谴责中国近来对公民社会活动者的打压。缺少了外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和对国内维权人士的尊重，中国所提倡的威权行动主义（authoritarian activism）势将大行其道。呼应政府需求的组织将蒸蒸日上，要求政府解决迫切社会问题的组织则将寸步难行甚至彻底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