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遭乌兹别克政府以政治罪名判刑入狱的维权人士、记者和其他人，在狱中饱受酷刑和恶劣待遇。囚犯的刑期经常被任意延长数年。乌兹别克是全世界人权纪录最差的国家之一，非法监禁成千上万和平行使言论自由的人士。
这份121页的报告《“坚持到底”：乌兹别克的政治监禁（Until the Very End’: Politically Motivated Imprisonment in Uzbekistan）》纪录34位该国最著名因政治罪名被监禁者的狱中待遇，呈现令人忧虑的新发现。他们之中包括两名全世界被囚时间最长的新闻记者，以及其他在狱中受难逾二十年的囚犯。根据超过150次深度访谈，包括10名最近出狱的囚犯，以及分析新近取得的法院文件，该报告详尽纪录许多无辜入狱者的苦难。
“乌兹别克政府企图掩盖异议人士在狱中遭受的虐待，甚至不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人权观察中亚部研究员史帝夫・斯沃德洛（Steve Swerdlow）说。“这项新证据将使塔什干无法再假装乌兹别克没有政治犯。”
人权观察表示，乌茲別克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每一位因政治罪名入狱者，停止任意延长刑期，并终结狱中酷刑。
人权观察记述的这些囚犯中，有些是乌兹别克最具才华的卓越人士；他们揭发贪腐，争取民主改革，带动艺术、文化、宗教或哲学领域的创新。有些囚犯入狱别无其他理由，仅仅因为被政府视为“国家敌人”。许多人被乌兹别克政府利用过于笼统又缺乏明确定义的“反宪法活动”和“宗教极端主义”等罪名判刑。其他人则被编造贿赂、诈骗或勒索等罪名。
在人权观察纪录的34名在监囚犯中，至少29人提出可靠的酷刑或虐待控诉。他们曾被橡胶警棍或装水的塑料瓶殴打，并曾受到电击、四肢关节悬吊、威胁强暴与性羞辱、以塑料袋和防毒面具窒息、威胁伤害家人和停供食物或饮水等酷刑。
自2006年入狱至今的维权人士阿藏・方莫诺夫（Azam Farmonov）指控，警方给他戴上不透气的面具使他濒临窒息，并且殴打他的大、小腿，逼他承认不实罪行。他说，在审前羁押期间，乌兹别克情治人员曾用装水的塑料瓶打他的头部，威胁用铁钉钻进他的脚趾，并且要伤害他的亲人。尽管饱受酷刑之苦，据他妻子回忆，方莫诺夫在法庭上对她说，“我一定坚持到底。”
人权观察发现，当局惩罚这些政治犯的方式，包括经常以轻微或荒谬理由延长他们的刑期长达数年，且往往是在他们即将刑满出狱的几天前宣布。官员曾四度延长1994年入狱的和平反对派人物穆拉德・朱拉也夫（Murod Juraev）的刑期，最近一次在2012年，理由是他在监狱伙房中“胡萝卜削皮方式不正确”。
该报告纪录的案件中，有5名囚犯是在其他国家遭到乌国情治机关绑架，未经合法程序强迫押返乌兹别克。
有些政治犯患有严重疾病，但被长期单独隔离监禁，或拒绝给予适当医疗照护或治疗。他们受到这种对待，可能构成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严重违反乌兹别克的国际人权义务。
维权人士阿卜杜拉苏尔・库都纳札洛夫（Abdurasul Khudoynazarov）于2014年5月获释后26天即过世，监狱医师诊断他患有末期肝癌。他死前曾告诉人权团体，在他坐牢8年期间，官员从头到尾不准他就医。
至少18名报告述及的囚犯曾在案件关键阶段被拒绝接触律师，还有8人被拘押并禁止与外界联络长达一年。当局拒绝公开宗教领袖阿克朗・尤达谢夫（Akram Yuldashev）的下落，他自2009年失踪至今仍生死不明。依据国际法，当局已触犯强迫失踪，因为他们拒绝承认拘押某人或说明其现况与下落，使其脱离法律保护范围。人权观察指出，“失踪”也会提高酷刑或虐待的可能性。
“酷刑、绑架、禁止对外联络的拘押、单独隔离监禁和延长刑期，都是任何人不应承受的重大侵害，”斯沃德洛说。“不论刑期是20年或更短，这些人根本是被错误地监禁，连一天也不该再关在狱中。”
乌兹别克拒绝释放政治犯或终止在狱中虐待他们，并未显著影响该国与华盛顿、布鲁塞尔或其它欧洲首都的关系。大部分国家显然更重视该国做为通向阿富汗的孔道，特别是当许多西方国家将在2014年撤出驻阿富汗的军队。
该国政府系统性排斥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合作，在过去12年中拒绝了11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前往视察的要求，却未曾因此承受具体后果。
乌兹别克的国际伙伴们应该向其政府施压，促其改善人权纪录，包括释放因政治罪名被囚禁人士。这些国家应该预备实施针对个人的管制措施，例如对证实犯有重大人权侵害的乌国政府机关和官员拒发签证、冻结资产和限制军事援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成员国应该寻求设立特别报告员，专门调查乌兹别克的恶劣人权状况。
“美国、欧盟和其他重要国家的政府早已知晓伊斯兰・卡里诺夫（Islam Karimov）总统利用监狱和虐待排除独立新闻报导、人权监察和政治与宗教自由，”斯沃德洛说。“乌兹别克的国际伙伴们必须告诉卡里诺夫总统，他将付出沉重代价，除非他的政府停止将和平维权人士、新闻记者和宗教信徒送进监狱并施以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