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思・罗斯
2014年2月19日
2月17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发布报告，其中纪录朝鲜政府对自己人民犯下的暴行。多年来，各国政府大都对平壤在国内的迫害视而不见──至少相对于关注其核武能力而言。这种故作无知的态度，过去或许在政治上还站得住脚，但当这些罪行已被联合国机构列为正式纪录，就不再能让人接受了。这份报告已在西方广泛流传，但最该注意它的地方应是北京。
由于中国长期提供平壤巨额军经援助却无视朝鲜持续暴行，一旦本案进入司法程序，北京官员可能必须为帮助和教唆这些罪行负责。联合国机构暗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官员涉及共犯危害人类罪行，这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份报告明白指责北京强迫遣返朝鲜难民。（中国外交部驳斥此一指控为“无理批评”。）
但北京的罪咎其实远超过这份报告所载。没有任何国家对朝鲜的影响力比中国更大，从金日成、金正日到2011年12月继位的金正恩，中国的经济援助和政治翼护一直是金氏王朝得以延续的生命线，但面对邻国残民以逞，中国却袖手旁观。只要北京愿意，它尽可利用影响力强迫平壤克制暴行。或者，北京至少可以展臂欢迎逃脱的朝鲜人民，而非像现在将他们视为“经济移民”强迫返国，不顾他们回国后很可能遭到监禁、酷刑甚至处决。相反地，北京选择违反国际法。禁止遣返（non-refoulement）原则──不得违背本人意愿将人送回他们可能遭受迫害的地方──是国际难民法最基本的原则，而在目前状况下强迫遣返朝鲜难民，即是对此项原则的公然违背。
除了本身的作为，北京似乎还决心阻挠国际司法运作。由普受敬重的澳大利亚法官麦克・柯比（Michael Kirby）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发现，朝鲜的系统性暴行已达到危害人类罪的标准，并要求加以起诉。尽管难以将金正恩或长期执掌军方与安全部门的领导人立即逮捕，该报告仍可能加速变革：例如在南斯拉夫和赖比瑞亚，残暴的领导人遭到国际起诉后，其正当性受到强烈质疑，可能迫使他们提前下台，或潜在地遏阻他们持续为恶。倘若能说服平壤关闭戕害成千上万朝鲜人民的劳改营，就已是很大的进步。
最合理的起诉管道是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或另设一个特别法庭，因为许多暴行发生在2002年以前，超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年份管辖）。将本案移送国际刑事法院，必须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但北京对该委员会报告的反应消极。北京虽然拒绝答覆是否会就本案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的“假设性问题”，但曾表示将本案移送国际刑事法院将“无助于解决〔朝鲜的〕人权状况”。即使其他安理会成员国都同意对本案采取行动，中国可能动用否决权显然仍是主要障碍。
北京的漠不关心基于多方面的考量。首要因素是它不喜欢人权受到国际关注。中国有时愿意为制止大规模暴行而接受联合国在武装冲突期间派出维持和平部队甚或设立国际法庭，但它担心建立和平时期国际关切的先例，惟恐中国本身的行为──无论面对新疆和西藏的骚动或其国内异见人士──会成为下一个关注焦点。尽管金正恩政府暴虐无度，中国仍忧虑朝鲜可能崩溃而导致大量难民涌入中国东北。朝鲜一旦崩溃，还意味著驻扎28,500名美军的西方盟邦韩国将因朝韩统一而成为中国的邻国。
中国这些顾虑可以理解，但并非不能解决。即便韩国突然与中国共享边界，朝韩统一也势必成为首尔的沉重负担。北京很可能可以与美国协商，确保美军不会移驻中韩边界而对中国构成安全顾虑。
由于偏好维持现状，北京对朝鲜人民的苦难视而不见。然而任何人若看过这份联合国报告都会于心不安，中国政府也不例外：据该报告描述，朝鲜劳改制度关押著8到12万名政治犯，囚犯经常遭到公开处决、酷刑和性虐待，饥饿被当做控制和惩罚的手段。若非已有数十万人在其中死去，这些劳改营的现存受害人数还要高出许多。绝望的囚犯们有如牲畜般挣扎求生，随时可能遭到警卫不受节制的虐待。
关心人士该怎样劝说北京改弦易辙呢？一如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曾因袒护己方阵营的独裁者而饱受世人讥讽，中国也该为朝鲜人民的苦难负起责任。该委员会报告已使北京必须为其漠视态度付出更高昂的代价。所有国家在与中国进行私下和公开对话时，都应将朝鲜的命运列入议程。
倘若中国阻止安理会将本案移送国际刑事法院或设立特别法庭，联合国大会──这里不再有否决权问题──就应基于普遍管辖权（universal jurisdiction）原则设立朝鲜问题特别法庭。这样的国际法庭尽管缺少安理会的强制力背书，却较个别国家基于普遍管辖权而起诉更具正当性。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当然不乐见他们因此丧失否决权。但中国应了解，不能负责任地行使权力，将损害手中的权力。在这份联合国报告发布后，世人不应再忽视北京与朝鲜在危害人类罪行上的共犯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