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美国情报单位窃听盟邦领导人电话的消息，不意外地在欧洲引发众怒。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政府监听数以百万计一般民众通讯的做法，而这在美国毫无司法救济管道，只因他们是外国籍。
电子监控已变得轻而易举。有关当局只要向手机通信业者提出简单的要求，就可以把一个人的生活拼凑出来，而储存和处理海量资料的成本也已大幅降低。我们的生活已经大部分仰赖数码通讯，而这个趋势只会继续加深，所以我们需要迅速改革，否则问题将更加严重。它涉及的不仅是我们的电子邮件和手机，还包括我们的行事历、通讯录以及医疗和银行纪录。各国政府和企业追踪人们的位置、社交和通讯的能力还在日益增强。
现行法律框架是类比时代的产物，当时少有跨国通讯，更没听说过线上通讯和社交媒体。在前互联网时代，监控技术不仅劳力密集且旷日耗时，自然限制了任意和滥用的空间。现在，法律必须与时俱进了。
非政府组织和科技专家的联盟于今年9月发布的一套原则就是个好的出发点，其目的在确保通信监控合法、必要、合乎比例而且有适当的保护机制以防滥用。
欧盟对于私人行动者对数据资料的保护问题相当敏感，并且已经建立全球性的管制标准，确保人民能够控制他们给予私人公司何种数据资料，以及那些公司如何使用个人资料。但大西洋两岸的立法者和管理者都还有很多事情必须去做。
欧洲各国法律要求业者將客户数据资料保存相当时间，但对政府取得这些资料的监督标准相当松散。至于美国，由于将数据隐私交由50个州各自管理，导致规则莫衷一是。
各国政府早该约束自身的行为，而非坐待更多事实被揭露。所有国家都应该认知保护个人隐私是它们的国际义务，厘清自己对监听措施的限制（包括监听境外人士），并确保它们不致规避本身义务而出卖大量监听资料。保护国家安全固然重要，但西方盟邦应也同意，大量地且非针对少数特定目标进行监听绝非民主国家常态，亦不符合比例原则。
华盛顿最近终于著手处理斯诺登（Snowden）揭发的问题，举行听证会并考虑立法约束国安局显然不受节制的权力。其中一些法案将限制或禁止大量的数据蒐集、要求更高的透明度、以及在审查政府监听的秘密法庭上纳入更多对抗性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提议，但未见对国外非美籍人士的保护。美国有能力例行性地侵入全世界人民的数码生活，但它鲜少承认美国境外人士享有的任何隐私权益。
因此，要求美国有效约束国安局并监督其监听作业，关乎每个国家的利益。一件一件揭发的事实显示美国网络公司无力保护其数据资料免于国安局窥伺，如何通过更有力地保护客户隐私来恢复消费者的信任，已成为这些企业的当务之急。即便华盛顿不顾虑外国人士的观感，至少它可能必须听听国内业者的心声，因为这些业者在国外的业务可能因此蒙受重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