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奥巴马总统在6月7-8日两国峰会上，应以人权作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的焦点。美国应借由此次关键峰会，强调两国关系改善取决于是否以具体行动促进人权，而非空谈进步论调。
习近平甫于2013年3月就任国家主席，他在上任之初提出大幅改革论调，并在国内不满情绪高涨之际，倡言民族复兴的愿景。他曾暗示要改革某些饱受批评的政策，包括名为劳动教养的任意拘押制度、残酷的一胎化政策、以及歧视性的户籍登记（户口）制度。但这些改革论调尚未落实为名实相符的行动。举例而言，习近平宣示要打击贪腐，实际上只查办了少数几名贪官，以及禁止奢华饮宴等炫耀来路不明财富的行为。
但是在此同时，习近平的政府却拘捕了15名在北京和江西等地组织示威，呼吁政府落实反贪、公布官员财产的维权人士。中国政府还拘捕、起诉许多涉及自焚的藏人，却不愿正视自焚行动背后，造成藏人对政府积怨的各项问题。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由习近平的说词看来，他和他的政府确实感受到民众要求改革的压力，但高层领导班子似乎已经排除一切彻底改革的可能。美国政府可以借着支持中国民众的呼声，协助推动人权改革。”
近年来，中国各地民众纷纷要求提升公义与人权，迫使政府对民间的要求做出更多回应。2011年，广东省乌坎村的村民发动示威，封锁全村长达数月，直到省级领导让步，承诺给予村民有限的民主，并就村民指控的贪腐问题进行调查。2013年5月，云南昆明市民示威反对当地兴建化学工厂的计画，迫使市长出面直接与群众沟通，创下政府当局与一般民众公开对话的罕见先例。
奥巴马政府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记录是毁誉参半的。2013年5月，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从家中逃脱后，美国允许他进入驻北京大使馆，然后转往美国。有时候，奥巴马政府极力强调在中国保障人权的重要性，例如2011年1月克林顿（Clinton）国务卿在首届霍尔布鲁克讲座（Holbrooke lecture）上的发言。但在另一些场合──尤其是当中国高层官员可能受到较大影响时──支持人权的公共外交却显得有气无力。2013年4月，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上任后首次访华，在公开场合讨论人权时只说曾就几个个别案件表达关切。虽然承诺以“全政府”途径处理人权议题，外界仍然难以确知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k Lew）、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或马丁・邓普西（Martin Dempsey）将军及其他美国高层官员最近访华时，在公开或私下是否提出、或提出了哪些人权议题。
“奥巴马总统应该彻底改变方针，停止在基本权利议题上向中国发出软弱信号，”理查森说。“许多这类议题，诸如司法独立、信息自由流通、言论自由等等，其实是双边关系中外交、经贸和战略议题的重要基础。”
奥巴马可以在这次会议中向习近平询问一些维权人士的近况，包括刘晓波、高智晟和陈光诚。刘晓波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现仍在狱中服刑，其妻刘霞被非法软禁于北京家中。高智晟是一位著名人权律师，曾多次遭到强迫失踪和刑求，目前也在狱中。陈光诚虽已离开中国，但当局为报复他的行动，至今仍持续关押、骚扰他的家人。
在会谈之前，奥巴马可以也应该会见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权活跃人士，向他们求教推动中国人权的策略。奥巴马还可以就人权议题接受媒体专访，并透过美国政府在中国的微博帐户传播这些观点。
“对社会正义的吁求在中国从未如此尖锐，”理查森说。“奥巴马总统可以选择站在中国老百姓这一边，声援他们的抗争。否则，若他保持沉默，恐将被视为默许中国政府的持续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