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共产党1989年的濒死经历--它最后一次面临接近中东近期的民众抗议的经验--中共的领导一直对社会运动采取严密措施，不放过任何漏洞。因此，当网友在网上呼吁中国公民效仿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运动，导致北京和其他城市引来有一分好奇，有一分但谨慎的围观者时，当局便迅速作出回应。
几名在推特（Twitter）等微博上转贴这项公告的互联网用户，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警方逮捕。警方在全国各地逮捕、拘留或软禁超过100人之多。三位著名律师于2月16日和19日在北京被警方带走后至今下落不明。2月19日，另一位律师出席中国南部城市广州暂定的集会，当场遭警方殴打，后来也被失踪。两位知名的四川博客、公民社会活跃人士陈卫和冉云飞也在2月19日当天被逮捕。警方目前正在调查陈卫是否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2009年12月被判有期徒刑11年就是因为被指控犯了该项罪名；冉云飞则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予以调查，该罪名的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
北京并未就此罢休。中国政府一边派出几千名身穿制服、便衣警察到所有的指定集会地点，一边加强对推特等服务及其它网上社会网络的审查。上周日2月27日英国广播公司记者Damian Grammaticas等外国记者纷纷到现场观察匿名网民的呼吁是否有吸引任何人参加"抗议散步"，政府为了压制外国媒体的报道，指示警察骚扰、甚至殴打记者们。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东事件时，对中东人民提出的民主和人权要求轻描淡写，反称这次危机是食品价格上涨所造成的。
迄今为止，已有无数观察家指出，中国与中东形势之间存有巨大的差异，所以中国这个强大的东亚国家发生抗议的可能性不高。中东的失业率攀升，经济停滞不前，但许多中国人在过去20年在生活质量上经历逐步但大幅度的改善。一般人认为，只要经济保持持续发展，革命运动是不会蔓延至中国。
但北京对茉莉花革命的呼吁采取强硬的反应，让大众怀疑领导层对国内不稳定的危机究竟有多恐惧，有多缺乏安全感。中国政府这么轻易地小题大做，采取过分的措施，岂不是说明其对国家稳定和执政党的合法性缺乏基本的信心？毛泽东有句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个对其合法性和成就真正信心十足的政权，无须作出这种不相称的反应。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的心情目前比较紧张，尤其是对每年发生的大量抗议群体性事件--据官方统计，群体性抗议事件每年高达80，000起。要将政府的恐惧感归咎于中东发生的事件，却是误解了中国的观点。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都是失败的权威政体。中国却是成功的一个。正如其他民主制度失败未能劝阻在成功的自由制度中的民主者，同样地中国领导人并不认为中东局势适用于他们。他们的制度带来经济增长，让有能力的人上位，让他们不需在幕后实施军事统治，保持少许的政治反对，让他们没有加以操纵选举的需要。
北京的统治者若有从中东局势问题吸取经验的话，那就是，他们是对的。他们所面对的种种挑战--在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重新平衡经济增长和减少经济差距的工作项目，每年将数百万的农村移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建设一个福利国家--不是政治挑战。是技术上的问题。中共领导人之间的唯一政治辩论是关于现有系统的时间表和优先事项，而不是应否或何时启动民主化的过程。
其实，过去几个星期所见证的打压行动主要是武力的炫耀：中共有信心他们能对越来越多的活跃人士予以逮捕、拘留、失踪和软禁，却毫不需要在国际社会里付出任何代价。不幸的是，北京好像看对了这一点。
毕竟，中国政府自去年10月未有法律依据拘留刘晓波的妻子，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史前未有的事，但究竟换来了什么惩罚？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去年9月出狱后一直被软禁在家中，中国政府是否有为暴力对待他而付出代价？健康权利倡导者、2008年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得主胡佳今年6月刑满出狱后可能也会遭遇长期软禁，至今有任何外国政府对此表示关注吗？已有四位著名的维权律师被强迫失踪--其中包括2007年法兰西共和国人权奖得主、中国顶尖大学之一的讲师滕彪，有哪个国家政府为此公开表示忧虑呢？问题不胜枚举，但答案始终会是一样的：没有。
国际社会的沉默实际上鼓励北京继续降低对国内维权人士容忍的门槛，以致国家安全机构在近年来的兴起。战斗阵线日益清楚划为：反对法律改革的安全机构大亨对与日俱增地要求实施法律改革的国民。
令中国领导人焦虑的真正缘故在于此：他们严防不稳定时竟然发生通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态度和期望。手机和互联网深刻改造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及对国家任意行事的忍耐限度。法律意识正转变为法律运动以及期望与日俱增，反映了中国未能再屏蔽国际社会和重大国际发展，不让公民接触它们。当今的中国网络防火墙不再是不透水的屏障。
这场革命为政治警察创造更多头痛的问题。过去，只要安排几名警察守在异议人士的门外、监控他的电话通讯就能使他静下来，现在几乎需要绑架别人才能有效将一名维权人士完全消失。推特已成为国内各地维权人士的网络心脏监视器；几个小时的沉默就足以传播可能被警察逮捕的消息。在这个意义上说，因茉莉花革命呼吁而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表明警方已开始在信息战争中败下。
即使中国的情况远不如阿拉伯世界最近几周目睹的大规模民众示威， "和谐社会" 的门面和更为复杂的现实两者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必将导致更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国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必然面临削弱，因此政府选择加强安全机构的权力，以便对抗议者、公民活跃人士及合法异议言论进行打压，这个危险很大。北京清华大学研究显示，维护社会稳定的费用直逼国防预算，就证明了这个可能的走向。
处理起义或一个危险的镇压行动的真正解药是，重启法律改革进程，为真正尊重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逐步削减国家专断权力劈开道路。即使这未成为迫切的要求，至少也已成了中国社会的共同愿望。北京的统治者如在今日的动荡杂声未成为愤怒的吼声之前了解到这一点，将会获益不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