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以為人類被機器和演算法統治的日子至少還要等個五十年。[但是]這個新冠病毒疫情突然把它提前了，」中國知名網路論壇「知乎」上面一位部落客發文說。這位部落客是在批評「健康碼」，中國各省市地方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靠這種手機應用程式（APP）決定誰該被隔離。
中國當局進行科技監控的惡名昭彰，缺乏隱私保護法、新聞自由、活躍公民社會或獨立司法系統的制衡。在中國西北部新疆地區，公安機關近年來持續未經同意收集當地居民的生物辨識數據。包括它在內的各種數據被用來對當地1,200萬突厥裔穆斯林少數民族做政治忠誠度評估，決定他們可以獲得多少行動自由。
健康碼如何運作？民眾首先輸入個人資料，包括身份證號碼、居住地、是否接觸過病毒感染者以及有無發病症狀。然後，APP會出現三種顏色之一：綠色代表可以通行無阻，黃色和紅色分別代表要隔離七到十四天。這個APP還會暗中收集民眾的位置數據──並且分享給公安機關。
APP選定的顏色對7億用戶的日常生活影響深遠，無論叫車、上超市或進出社區、捷運，都必須向地方政府當局出示APP。他們能不能外出、工作甚至獲得必需品和看病，全看這個APP上面的三色碼。某些社區的人員進出管制系統甚至用上臉部辨識技術，只有綠碼用戶可以通行，可見兩種系統是相連的。
業者如何設計出這款APP，根據什麼標準對用戶進行分類，目前都不明朗。浙江省政府公佈了一套健康碼準則，其中的分類標準都很含糊籠統。「近期去過疫區」和「屬於疫情相關人群」是七條標準的其中兩條， 可以將用戶變為紅碼。其他地方政府有權因地制宜設定不同標準。由於不清楚APP的內部運作，人們無法理解顏色如何決定，也不明白什麼狀況可能讓自己轉紅。
健康碼任意決定個人行動自由所引發的問題愈來愈多。「[我的]綠碼突然在中午變成紅碼，」一位網路用戶說，「我們都很健康，沒有任何症狀，卻被隔離在家一個多月。到底怎麼回事？」另一人說健康碼和當地政府的決定相衝突：「連小區[當局]都給我們發了證明，表示我們已經完成14天居家隔離，[但我仍然]拿到紅碼…我不能出去買菜，我已經好久沒吃到水果了⋯⋯這樣的飲食，我都要得病了。」
年長者比其他人更加感受到這種APP對人權的影響，尤其是在他們最需要醫療照護的時候卻失去看病的權利：「一對老夫婦今天來到醫院⋯⋯[但]坐公車和進醫院都需要查驗健康碼，看醫生也要事先[用智慧型手機]掛號。他們根本沒有手機，只好走路來醫院。你能要求他們先上網預約掛號再來看病嗎？」一位網路用戶說。這次危機充分說明老年人被數位排除的危險。
個人被賦予類別（顏色）後，幾乎沒有什麼覆核或申訴的途徑。雖然有求助專線，但只有語音服務，想找真人接聽處理非常困難。許多網路用戶表示十分無奈。「我太太無緣無故得了紅碼！我們求助無門！她現在既不能上班，也不能回家！」一名用戶怒嗆。
官方文件顯示，該APP可以提取政府收集的各種各樣個人數據，足見這種大規模監控的深度和廣度。該APP使用官方追踪「重點人員」（指當局認為有問題的幾種廣泛人群，包括突厥裔穆斯林和吸毒者）的同一套系統，但經過改造以便追踪與新冠病毒感染者有密切聯繫的人員。
健康碼也可以取用政府的海量數據庫，包括「個人數據庫」──包括人際關係、節育方式甚至使用網吧紀錄。健康碼系統可以查出「一個人進入疫區多少次、停留多長時間」等等，「精確到具體鄉鎮或街道。」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在尋求通過監控科技加強對人民控制的方法，這一意圖在2000年啟動雄心勃勃的「金盾計劃」時就已昭然若揭。該計劃旨在建立一個涵蓋全國的智慧型數位監控網絡，只需壓下按鈕，就可以識別、定位並提供相關人員的個人紀錄。在中國舉辦的國際盛會，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也刺激了監控國家的發展，因為當局可以藉機測試新型監控系統，也為私營監控業者提供了兜售新產品的機會。
此次疫情中，中國監控業者推出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系統，可以辨識戴口罩的人員身份，或遠距定位發燒者。健康碼APP結合大數據收集和行動限制的模式，和新疆的做法驚人類似，恐怕不是巧合。
在新冠疫情爆發的同時，人們對中國侵犯隱私的行徑也日益感到不安。許多家長質疑學校使用「賦思頭環」監測學生是否專心上課。一位教授把使用臉部識別的公園告上法院；北京地鐵提議使用臉部識別技術對乘客自動分類安檢，也引起各界關切。儘管為避開政治敏感話題，這些質疑大多不涉及問題核心──政府擴大運用監控系統──但仍對全面監控構成重要阻力。
毫無疑問，中國政府在遏制疫情方面遭遇巨大挑戰，而它有責任確保公眾健康與安全。然而對病毒的恐懼，就像對恐怖主義的恐懼一樣，使當局得以放手行事，採取異常侵犯性的措施來解決那些至少部分是當初治理失靈而產生的問題。耐人尋味的是，如果中國存在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如果像李文亮醫師這樣的吹哨者不曾在12月因為警告未知病毒而遭懲誡，疫情是否可能得到更好的控制。
即使爆發病毒疫情，國家照常有責任保護人權。隱私權不是絕對的，但是干預隱私必須是為了達成正當目的，具有必要性及相稱性，並且符合明確、公開的法律框架。採取積極對策的同時尊重人權是可能的，首先是更有針對性的個人篩檢，以及監視所有曾經接觸確診病例的人員，將他們隔離在家中或醫療機構，並提供適當的支持。
雖然隨著病毒全球肆虐，世界各地有些人漸漸對中國採取的嚴酷管制措施產生正面觀感，但我們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成功預防和控制疫情的更好榜樣。例如，香港市民共同實行社交疏離、勤洗手和戴口罩，已初見成效。即使在確診高達數千例的韓國，政府迅速大量篩檢新冠病毒的做法看來也很有希望。
政府官員公開發佈訊息，對於提升人民對政府信任感以及防疫措施有效性也很重要。在一些比較開放的社會，更可以看到公民社會組織站出來解決政策盲點，例如向窮苦民眾分發衛生用品。新科技可以在危機時期用來促進──而非妨害──人民的健康權。在台灣，數位政委唐鳳回應民間倡議，創建了實時、公開的全國口罩供應地圖，緩解社會恐慌。
毫無疑問，當新冠肺炎疫情消退後，各界將熱衷討論「經驗教訓」。如果屆時得出的結論是把中國的極端侵犯性措施視為成功，忽略它的無數缺失，那將大錯特錯。中國當局扼殺吹哨者，掩蓋威脅所及範圍──直到現在我們都無法確知其官方疫情數據是否正確。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有多少慢性病患者無法獲得藥品。相對地，各國應當學習的是那些迅速反應、尊重人權並優先建立負責任且能迅速適應、解決社區需求的公共衛生體制的地方，如此才能在下次疫情來襲時提供大家更周全的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