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極權主義，即國家掌控所有機構和公眾生活多數方面的製度，大多已隨蘇聯消亡，只有朝鮮等極少數國家仍在堅持。中國共產黨則一面維持國家對政治領域的壟斷，一面允許私有經濟成長壯大。但現在，一種新式的極權主義已經出現──它所依靠的不是國家對企業或財產的壟斷，而是國家對人民信息的侵入性收集和分析。新疆正是這種監控國家機器的一個櫉窗，政府對異議毫不容忍，並且試圖杜絕一切反擊能力。它也讓我們看到個人信息作為社會控制工具的力量。
新疆的土地佔中國領土百分之16，但居民只佔全國14億人口的一小部分──包括約1,300萬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在內，共計2,200萬人。中國政府對國內任何區域的安全都絕不鬆懈，對新疆更是如此，並以打擊「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等「三股邪惡勢力」作為在當地維持高壓統治的藉口。
但北京在新疆的行為極具歧視性，其目標遠非打擊真實犯罪。如同近來舉世周知的，中國當局將一百萬或更多的突厥裔穆斯林關起來進行政治「再教育」。這一波「嚴打行動」已成為數十年來全世界最大規模的任意拘留案例。
北京企圖以「職業培訓」之名掩飾這些不斷增加的洗腦設施，但其真正目的是強迫同化。眾多突厥裔穆斯林遭到無限期關押，直到獲得當局認定他們已經放棄原有的宗教和民族認同──伊斯蘭信仰、語言、文化和傳統──轉而効忠中國共產黨。有些地區，政府將父母被拘留的兒童視同「孤兒」，送進公立育幼院接受洗腦。
不過這種大規模拘押只是新疆實況的一部分。更驚人的是北京在當地建起一整套國家監控機制，在決定拘押對象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其範圍與侵入性很可能是史無前例的。若縱容這種新型態的極權主義繼續存在發展，恐怕其他國家也將群起效尤，造成你我都難逃脫的反烏托邦。
就算在法律保護個人隱私較中國完善的國家，相關法律也追不上我們在新疆看到的這種科技演進。我們迫切需要製定更詳盡的法規保障個人隱私，節制政府的監控力量，不論在中國或世上其他地方。
中國對新疆的監控不同於國內其他地區，所投入的資源特別龐大。政府指派一百萬僱員定期到新疆突厥裔穆斯林家中「作客」留宿，要求他們舉報有關宗教或反常思想的蛛絲馬跡。當局並在新疆增聘數以千計公安人員，在全區增設數千個警察派出所和檢查哨，大幅提高公安預算。
北京接著利用最新技術採集和分析有關當地穆斯林的信息。新疆部分檢查站配有名為「數據門」的特殊裝備，可在路人不知不覺中汲取他們手機和其他電子設備中的身分信息。可供機器讀取的二維碼（官員以手機應用程序即可掃描）被銘刻在刀具上、貼在家家戶戶的大門口，以供當局迅速查找人員的住址或私有物品。為了追踪、監視和特徵化突厥裔穆斯林，特工人員運用人面和車牌辨識等人工智能技術，與覆蓋全區和全國的監控攝像頭相連結。此外，當局還採集生物識別數據──包括語音樣本、虹膜掃描和DNA──存儲在可供檢索的數據庫。
中國當局已部署一種新穎的創新系統，可以彙整、分類和分析如此海量的數據。我們可以通過警察和其他官員用來聯繫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新疆當局的主要警務平台之一）的一種手機APP，窺見該系統的內部運作。
一體化平台可以根據APP所匯集的數據，標示出被認定具有潛在威脅性的人員，並且向有關官員推送通知。嫌疑人或者被指定為進一步調查的目標，或者將受到拘留再教育。通過對這個APP進行「逆向工程」──查看其源代碼──人權觀察得以深入內部，查看其收集的大量不同類型信息。其情報收集的廣泛程度，有助於解釋新疆居民為何說警察向他們提出一大堆令人摸不著腦袋的問題。
這些信息的範圍從個人基本資料──例如血型、身高──到他們的「宗教特質」和政治面貌，包括某人是否換新電話號碼、給清真寺捐錢、或擅自宣講古蘭經。該平台還可評估某人是否不常「與鄰居來往」或是「經常不走前門進出」。如果某支手機突然「離線」，系統會通知附近警員前往調查。所有這些信息都被輸入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的中央系統，和每個人的居民身份證號碼相關聯。
有時候，警員為了調查必須檢查居民的手機。來自新疆的一名突厥裔穆斯林告訴人權觀察，他有一次在路上被警察攔下臨檢：「幾個特警過來叫我交出手機。我交了，他們把一個東西插上我的手機。」幾天后，他們夫妻又在加油站遇上攔檢，她太太的手機也受到同樣檢查。該平台將51種軟件和通訊系統列為「可疑」，包括虛擬專用網絡（VPN）和端到端加密軟件，例如WhatsApp、Viber和Telegram等等。
該平台不意外地對人際關係特別感興趣：某可疑人員是否與最近更換手機號碼的某人有關係？他是否曾與當局認為可疑的人員一同出行？他是否和境外人士接觸？
監控的範圍之廣，足以令無法挑戰制度的新疆居民膽戰心驚。 「有個地方我晚上常去，從來沒人察覺，但那個APP竟然知道。這時我才真的感到害怕，」 一位維吾爾穆斯林看到我們做逆向工程研究的APP時這麼說，他在新疆時很熟悉這個裝置。有一次，他將一個友人的身份證號碼輸入這種APP，竟跳出「立即逮捕」的訊號，把他驚呆了。
這個平台與新疆地區的無數檢查站連動，所以每當有人員經過，就可能因為電腦系統（或其編程人員）認定他們的「可靠」程度而被限制行動。有些前居民表示，他們曾在檢查站被攔下接受警察訊問，只因為他們有家屬被關在再教育營。任何人若離開原登記居住地點前往別處，也會被這個系統攔查。以上種種措施的目的，就是在新疆居民身上施加一系列的數字藩籬。
大規模監控的實施並非僅限於新疆。中國公安機關正在研究並將同樣的大規模監控系統普及全國各地。舉例而言，人權觀察記錄到一種名為「警務雲」的大數據警務平台已在使用中，它可以收集並整合人們的各項個人數據──從超市會員資料到就醫紀錄。
另一個用來調整社會行為的工具是中國政府正在開發的「社會信用」系統。這種系統正逐步開始運行，可望在2020年之前更加普及化。據說在這種系統之下，社會行為良好的人「處處有利」，社會行為不良的人則「處處受限」。某些納入評分的行為看似相對無害，例如是否遵守交通規則、按時繳納罰款或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進食。但它很容易加入政治性的標準。
這種系統的細節在全國各地不盡相同，但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把社會信用與獲取可欲社會商品的資格掛勾。某人能否在人人嚮往的城市得到居住權？能否把他的子女送進私立學校？能否搭乘飛機或高鐵出行？
這種社會控制系統的巧妙之處在於，對大多數人來說，僅僅對各種社會利益的慾求就足以讓他們循規蹈矩，不需要刑罰威嚇。在中國尤其有用，因為中國人早已為了自保而習於自我審查。他們知道要避免公開批評政府，並且跟敢於直言的朋友保持距離。
建立和維護如此精密的社會控制系統需要龐大人力資源，中國政府知道它還必須監督和規範操作該系統的大量警察和官僚的行為，何況所涉及的任務大多單調又費力。一體化平台要求登錄的個人信息長達11頁，新疆警察必須一頁一頁地完成這些瑣碎的數據收集程序。警員手上的APP會監控他們執行任務的成效，他們自己和上級長官都可以看到評分。
技術還有助於緩解警察對其工作後果可能產生的任何疑慮。劊子手或刑訊逼供者都知道自己是在做惡，至於將資料輸入平台的警員只是在做日常的警務工作，儘管更具侵擾性。若產生什麼惡果，也是由警察國家機器中的特殊部門通過電腦程序做出的逮捕決定。責任是分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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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由新疆的各種監控力量可見，中國政府正在完善一個既能全面涵蓋又高度個人化的社會控制系統，它能揉合多種機制，根據其認定對國家的威脅程度，對人員施加不同程度的監督和拘束。中國政治專家約翰・加諾特（John Garnaut）指出，共產黨領導人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都以「靈魂工程師」自居。毛澤東和習近平都相信，他說，「利用〔俄羅斯心理學家〕巴甫洛夫學會制約狗的同樣方法」，即控制生活中「所有的激勵和抑制因素」，人類也可受到製約。正因如此，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政府──擁有比毛澤東更多的資源、更先進的技術和更強大的官僚機構──很少需要訴諸赤裸的暴力。
也因為如此，絕大多數中國人即使生活在如此的社會控制之下，仍然可以感到很「正常」。這種幻覺效應也有助於在海外維護中國形象，因為許多觀光客看不到中國社會表面的平靜是如何通過細緻的強製手段造成的。但就連在香港──中國主權下仍保有部分自由的城市──也有許多民主運動參與者開始想辦法保護自己，例如關掉手機定位功能，用現金購票搭乘地鐵，對蒐證攝影機投射鐳射光，戴防毒面具，以及改用Telegram之類的加密通訊軟件，以逃避身份辨識和追踪。
不過，這種新興的社會控制系統再怎麼可怕，也有其局限性。如何從海量數據中挖掘真正有用的分析結果，讓開發這些監控系統的研究人員也叫苦連天。他們提到的具體困難包括第一線警員缺乏精確收集數據的動機，不同公司開發的監控系統無法完全相容等等。儘管監控工具無所不在，從連繫居民身份證號碼的生物識別數據庫，到滿街的監控攝像頭，看上去能力強大令人生畏，但這些系統的實際運作尚未達到預期效果。
怎麼做可以壓制這個系統？公開批判應該是第一步。中國當局表面上八風不動，但看得出他們對外界批評其實很敏感。隨著媒體日益關注新疆突厥裔穆斯林的大規模拘留，中國政府已經有如熱鍋螞蟻：它邀請外交官和記者參加樣板觀光，企圖為新疆拘留場所塑造有利形象。但這種參訪團根本毫無說服力──例如叫囚犯們唱英文童謠《幸福拍手歌》──但這種睜眼瞎話可以給其他國家提供藉口，避免跟中國這個經濟大國過不去。
7月，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24個成員國──數目創下首例──共同發布關切中國人權問題的聲明，尤其強調新疆的大規模拘留。由這份聲明可見，儘管中國擁有傲人經濟力量，也無法阻止這些國家以檢視其他侵權國家的同樣標準要求北京。中國則立刻發起另一份共同聲明回敬，雖然只能找到朝鮮、委內瑞拉、沙特阿拉伯、古巴、敘利亞和俄羅斯這類國家表示支持。中國官員甚至宣稱──雖然看不到任何證據──新疆「〔接受〕教育培訓的人絕大多數回歸社會以後，可以說百分之90以上都找到了合適的工作，有了可觀的收入。 」
先不管這些回應如何拙劣，它們顯示出國際指責並非不痛不癢，中國政府還是會顧及聲譽，也知道它對待新疆突厥裔穆斯林人口的方式很難自圓其說。它這種反應表明，持續揭發中國在新疆建立前所未見的監控與拘留系統，是非常重要的。
北京看來也很擔憂其他國家日益傾向以針對性制裁措施，加諸於協助建立或運營此一監控系統的廠商和人員。今年2月，美國醫療器材大廠賽默飛世爾科技公司（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宣布停止向新疆公安廳出售人類身份鑑定技術。 7月，中國再度顯露防禦姿態，刻意派出較低階官員──而非許多人提議施加針對性制裁的對象，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為高壓政策辯護。
然而無論如何，面對國家監控和分析的技術能力不斷翻新，我們有必要加強對隱私的全球保護。公民的起點相當弱勢。舉例而言，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對隱私權採取極簡化的觀點，主張我們在某些事情上讓出了隱私權，例如我們撥出的電話號碼或寄出的電子郵箱地址，因為我們已將它「分享」給電話公司或網絡業者──說得好像我們在這個時代還能享有真正的選擇似的。美國政府總是要等到聯邦最高法院下令才會作出退讓，例如2018年的一項判決指出，通訊服務商在收集位址信息時，應保護用戶的數據隱私。
正如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所闡述，國際標準表明，有關我們通訊的信息，和通訊內容同樣受到隱私人權的保障。意即政府若要收集這些信息，必須在國內法和國際法上均為合法，而且對於達成正當目的具有必要性和相當性。然而，非僅美國，全世界各國政府在承認電子通訊隱私權這方面都還有長路要走。
同樣地，一般公民通常以為只有關起門來才談得到隱私權，但事實上我們在公共場合處理日常事務時也應當享有一定程度的隱私。政府當然可以派人跟踪我們，但因為要消耗大量時間和經費，大部分的人不至於受到這種待遇。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幾乎人人都隨身攜帶追踪裝置──也就是智能手機──而政府可以相對輕易地抓取和分析手機數據並重建再現我們的生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如前述，最近承認我們在經營公共生活時也具有隱私利益，儘管這種新觀念仍有待發展。
過去，像中國當局在新疆這樣廣泛收集穆斯林個人信息的用處不大，因為安全官員還得靠人工加以杷梳。他們可以集中監控特定人員，但大規模監視就超過他們力所能及。然而今天，先進的機器學習和數據分析已經有能力偵測出「可疑」的行為模式，例如就連訓練有素的探員也難以發現的「超量用電」情況。
當然，即便其他國家願意加強隱私保護，中國政府也不可能加入行列。就算中國比照其他一些人權標準，簽字認同有關監控的標準，中國公民也沒有能力令其付諸實行。他們沒有獨立的司法機關，對政府違失也缺乏有意義的請願或抗議權利。
儘管如此，國際標準仍然可以對像中國這樣的政府發生作用，只要願意遵守的國家達到關鍵數量。例如，1997年禁止地雷條約通過時，包括中國、俄羅斯和美國在內的一些大國拒絕批准它，但有足夠多的國家接受這項協定。結果，地雷被貼上濫殺無辜的負面標籤，現在幾乎沒有國家會承認還在使用，無論它們是否已批准該條約。禁止集束彈藥和童兵的條約獲國際通過之後，也出現同樣發展。
制衡新興監控機器的下一步，將是結合公民團體向居世界領導地位的各國施壓，研擬和推動適應現代科技世界的隱私保障。目標不應是一份全球普遍認可的條約。這樣將會使標準被拉低到最小公分母的層次，反而掏空我們的隱私權。相反地，目標應該是確保強而有力的標準獲得足夠數目的國家認可，將侵犯我們隱私的行為污名化。其重點應當包括：限制大規模收集和轉移個人數據，以免被用來對全民歸類建檔；規管國家獲取和利用生物數據，如DNA、人臉圖像或語音樣本；對監控技術實施有效的出口管制；規定政府使用機器學習工具應符合公開透明和公共監督，以免損害基本人權。
這些措施即使得到廣泛採納，也不會是萬靈丹。在許多情況下，它們不具有法律上的可執行性，但它們將大大有助於發展出廣泛接受的國際規範，對國家監控加以限制。這些規範加上對違規政府的譴責，將是我們抵制北京為監視、控制突厥裔穆斯林而建起巨型監控國家機器的最實際有效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