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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玛・冈萨雷兹(Emma Gonzalez),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三年级学生,在该校发生枪击案三天后,参加呼吁加强枪枝管制的游行并接受媒体采访,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岱尔堡,2018年2月17日。 © 2018 路透社/Jonathan Drake

两星期前,18岁的艾玛・冈萨雷兹(Emma Gonzalez)连推特账号都没有。今天,@Emma4Change的粉丝已近百万,远胜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她的演讲“我们说胡扯”(We Call BS),发表于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她的14位同学和3位教职员死亡之后三天,已获逾2百万人线上点阅。

在很短时间内,幸免于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枪击案的学生就行动起来,带动枪枝暴力和校园安全的全国性辩论,引发全国各地校园罢课抗议,并发起3月24日在华盛顿特区的“为我们的生命而走”(March for Our Lives)全国大游行。

虽然许多人受到“别再重演”(Never Again)学生运动感召,但也有人抱持怀疑或敌对态度,指责学运人士是职业学生、联调局(FBI)线民或反枪团体的傀儡。例如前福斯新闻(Fox News)主播欧莱利(Bill O’Reilly)质疑媒体应否“为极端同侪压力下情绪激动青少年的意见推波助澜。”就连一些同情学生的观察者,也怀疑他们是否有能力且长期致力于真正的改革。

倡导儿童权利20年来,我深知低估学运人士必然大错特错。百馀年前,纺织业童工罢工,随著琼斯夫人(Mother Jones)从宾州游行到老罗斯福总统的纽约宅邸,对美国童工法律有奠基之功。1963年,数千儿童走出教室参加伯明罕“儿童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大游行,成为民权运动赢得舆论支持的分水岭。

自从2016年发生多起未成年人命案,如佛罗里达17岁青年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 )、芝加哥15岁少女荷蒂雅・潘朵顿(Hadiya Pendleton)和克里夫兰12岁男孩塔米尔・莱斯(Tamir Rice),有色人种青少年就已为反对枪枝暴力而动员起来。2016年7月,四名非裔美国少女领导了芝加哥密西根大道上的反对枪枝暴力大游行,参与者逾千人。潘朵顿的同学们发起一年一度的“橙衣日”(Wear Orange)运动(狩猎人士通常穿著橙色上衣,以免在森林中误遭射伤)。有色人种青少年曾发起“重视黑人生命”(Black Lives Matter)示威,结合静坐和政策辩论,就枪枝暴力问题访问参选政治人物。

青少年行动者的觉醒,不是美国特有现象。环顾世界,高中学生已成社会变革的前锋。塞拉利昂于2001年结束内战后,15岁的切恩诺・巴(Chernor Bah)发起要求教育免费的国民运动。那时候,儿童必须交学费,许多贫苦家庭无力负担,巴自己就曾数度交不出学费而被退学。巴和他的朋友们在全国各地成立儿童协会,与政治人物合办公共论坛,开播广播节目,并且起草《儿童宣言》倡导免费教育。不到一年,政府就制定免费教育政策,让数十万儿童首次入学。

在其他国家,儿童动员起来废除童婚。以马拉维为例,女童们说服村长制定自治条例,保护儿童免于早婚,并且协力劝说国会将最低结婚年龄从15岁提高到18岁。

在美国、葡萄牙、乌干达、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都有儿童向法院控告政府未保护他们避免气候变迁的影响。2015年,荷兰儿童控告该国政府过失违反阻止全球暖化的政策,获得胜诉。法院下令政府在五年内减少百分之25的碳排放。

当然,孩子们并不是自己提出告诉。和所有社会运动一样,他们需要盟友,包括成年人,支持他们的诉求。但这不影响他们有权抗议、发声,以及他们的领导能力。

上星期在德州,有一群高中生计划罢课抗议枪枝暴力,却被校长威胁处分停学三天。对此,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史密斯学院、马萨诸塞大学和其他高校发出推特支持和平抗议,并表明因和平示威而遭处分将不影响学生的入学机会。其他成年人也应当支持而非惩罚学生的抗争行动。

学生发起的这场“别再重演”运动,成败尚难逆料。但青少年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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