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迪公”・杜特尔特（Rodrigo “Digong” Duterte）上星期暂时放下他那侵犯人权的“反毒战争”，邀请人权倡导人士共进晚餐──我视为私人邀请而接受了。
邀请函语焉不详──连日期也没写──但还好没有像他在2015年5月邀我造访其故乡达沃市（Davao City）那样，威胁要把我公开处决。
该函不尽正确地把我和其他批评“反毒战争”侵犯人权的人士称为“淌血的良心”（bleeding hearts，喻悲天悯人之士）。毕竟，真正淌血的都是菲律宾人民──尤其是自他6月就职后因被指控吸食或贩售药物而惨遭杀害的近5千人。杜特尔特的邀请有一附带条件：我必须带著终止屠杀的解决方案赴宴。他甚至承诺，谁带来好点子就可以加入他的内阁，尽管我怀疑他只是又在玩弄幽默──就像他在把大批谋杀提升为国家政策时俏皮地说要效法希特勒，或取笑一名澳大利亚修女遭轮奸杀害的罪案。
因此，以下就是我打算到马尼拉市马拉坎南宫参加晚宴时，向杜特尔特提出的方案：
首先，停止菲律宾国家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疯狂杀害。据警方自行统计，从7月1日到11月3日，他们已格杀起码1,790名“毒品嫌犯”。这个数字可是1月1日到6月15日记录68人死亡的20倍以上。警方将警察杀人归咎于嫌犯“拒捕并向警员开枪”，但却未曾出示警察开枪实为自卫的进一步证据。被害人包括年仅4岁的奥提亚・巴尔邦（Althea Barbon），警方将她枪杀后称其为“附带伤害”，其父也在该行动中被杀。
愈来愈多证据说明警方故意非法杀害嫌疑人──包括上星期一名镇长被警局拘留时显然遭到刺杀──使警方说法欲盖弥彰，也使杜特尔特的介入更显迫切。
其次，对所有杀人案进行立即、公正且彻底的调查。菲律宾国家警察首长一直以影响警察士气为由，拒绝进行任何调查。杜特尔特拒不配合参议员莱拉・德利马（Leila de Lima）及其主持的参院司法人权委员会对杀人案进行有效调查，反而让她遭受排山倒海的骚扰与恫吓。然而，数千人的死亡不能不追究责任，杜特尔特政府有义务让正义伸张。
第三，杜特尔特应停止鼓吹仇恨，因为这种论调无异煽动杀人。确实，他的选战主轴就是保证大开杀戒，他在选举造势会上扬言杀死大批“罪犯”的诺言也在众人毛骨悚然中落实。但他号召菲律宾人民就地处决吸毒嫌犯，以及质疑吸毒者不是人的言论，显然不乏心领神会的听众。
菲律宾国家警察表示，自新总统就职以来，另有3,001名疑似吸食或贩售药物者遭不明枪手杀害。死者包括年仅5岁还在上幼儿园的丹妮卡・梅伊（Danica May），不明杀手枪杀他涉嫌贩毒的爷爷之后，对她的头部开了一枪。杀死丹妮卡的凶手，或许是响应杜特尔特1月发出的号召，要求菲律宾民众只要知道谁有毒瘾就“直接把他们杀掉，免得等到他们的父母自己动手，太伤感情。”凶手也可能是“处决队”──杜特尔特在达沃担任市长期间就存在这种杀人不必负责的组织。
第四，杜特尔特应公开承认他的“反毒战争”前提错误。杜特尔特企图为屠杀辩护，说它是政府预防全国陷入毒品恐怖主义危机的紧急措施。但分析其政府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可知，“有关药物使用者总人数、需治疗用药者人数、常见药物种类和药物犯罪的严重性，全都过分夸大、不完整或不实在。”然而这场捕风捉影的“战争”已夺走数千菲律宾人生命。够了！
最后，杜特尔特需要一位好律师。杜特尔特及其政府部分高官可能将被控触犯国际法重罪。联合国已对他提出警告：“煽动暴力和杀人[是]国际法犯罪。”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已照会杜特尔特：“任何人在菲律宾煽动或实施大规模暴力，包括下令、要求、鼓励或资助”，都可能触及刑责而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
杜特尔特上任时承诺“体认国家有义务促进、保护与实现全体公民的人权”。我的五点方案其实正呼应杜特尔特做此宣誓的精神，只不过他至今极力食言反悔。
我期待我们的晚餐以烤金枪鱼下巴做主菜，甜点是榴槤冰淇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