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2014年5月29日）－人权观察今天表示，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屠杀后25年以来，中国人民要求问责、法治、言论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的呼声不断升高。一部新发表的多媒体影片谈到血腥镇压的影响，以及北京试图将六四事件相关信息消音引发的反应。
中国政府仍在迫害争取究责的幸存者及其家属，并压制一切相关讨论。在今年六四周年临近之际，至少已有六人因纪念六四被捕，包括著名人权律师浦志强、学者徐友渔和艺术家陈光。其他许多人也遭到刑事拘留。据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表示，丁子霖──为六四死难亲人争取真相与究责的天安门母亲组织发起人──和蒋培坤夫妇被强迫在周年之前离开家乡北京，这将使这对老夫妻无法在北京为儿子举行私人追悼。
“习近平和他的前任一样想要控制有关六四和其他广泛议题的讨论，但这注定徒劳无功，”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中国政府严防人民讨论六四，压抑想要做出积极贡献的独立声音，只会加深1989年的错误。”
六四镇压是因为1989年4月起，工人、学生和其他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各大城市进行和平示威，要求多元政体、言论自由和责任政治。中国政府面对风起云涌的抗议，于5月下旬宣布戒严，授权军队使用致命武力。在解放军开进北京沿途，有些市民攻击车队、焚烧车辆。
1989年6月3日到4日，中国军队开枪，杀死不计其数的平民，有些死难者根本没有参加示威。六四屠杀后，政府在全国展开扫荡，成千上万人以“反革命”、扰乱社会秩序、纵火等罪名遭到逮捕。根据对话组织（Dui Hua）研究，最后一位因“反革命”罪名被监禁超过二十年的囚犯，最近刚刚出狱。
中国政府仍旧拒绝为屠杀负责，或追究任何行凶者的法律责任。该政府起初坚持，由于示威者使用暴力，为有效打击“反革命动乱”才予以镇压。它拒绝对事件进行调查，或公布死亡、受伤、失踪和入狱者的详细资料。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曾于1990年反驳国际对六四的关注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后来中国政府又将六四定性为“一场政治风波”而非“反革命”活动。天安门母亲已为202名北京及其他城市镇压死难者建立档案。
六四之后，中国政府一方面严控政治，一方面允许经济迅速发展。它的两手策略看似成功地冲淡了对民主制度的追求，但这种模式同时也带来许多问题，例如贪腐横行、贫富差距和普遍的圈地拆迁，使得公众不满的声音愈来愈难压抑。
“北京以为给人民更多经济上的自由，就能减少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要求，”理查森说。“但要求政府接受问责、回应民意──无论是关于六四、环境污染或官员贪腐──的渴望也同时在加深。”
近年来，中国人民已愈来愈主张政府更负责任，以及让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官方和学术机构根据执法部门报告所做的统计显示，每天有300到500起群体性事件，参加人数从十人到上万人不等。近来屡次发生震憾全国的大规模示威，例如2014年3月广东茂名市民反对化学（PX）工厂项目，以及2014年4月广东东莞工人追讨社保欠帐等等。自从2003年以来，愈来愈多民众参与八九民运的遗绪之一：维权运动，即利用法律和媒体挑战不公。2012年出现的新公民运动也是维权运动的一部分，期待通过建立公民价值以推动社会转型。
新领导班子在2013年3月就任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已著手调整此一模式。中国政府对制做了一些小幅改变──例如废除称为劳动教养的行政拘押制度，放宽“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宣示广泛打击贪官，借以回应攸关民生的改革诉求。
但是在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加紧控制公民社会并限制言论表达空间，打压互联网、大众传媒和拘捕维权人士，包括以观点温和著称的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和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由持续监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2013年8月公审薄熙来也可看出，中国政府害怕潜在的政治竞争对手，并且将司法系统做高度政治化的利用。本质上，中国政府一边进行有限的、由上而下的改革，一边继续严密控制社会、言论自由和司法制度，以便防止失控和压制质疑。
“即便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无法负担继续否认和压迫另一个25年，”理查森说。“对问责的要求已在迅速飞涨。北京必须正视和平异见的重要性，允许公开讨论六四就是一个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