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为解决日益加剧的非法强迫失踪问题，已想出了新点子：就将强迫失踪合法化。
今年8月24日，中国国营媒体宣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出修正的一条规定，将准许警方合法秘密拘留他人长达6个月，毋须让被拘留者联系亲属、律师等外界人士。
中国政府将该规定修正定调为,只是扩展现行监视拘留做法（“软禁”）的范畴，以便对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和重大腐败案件的嫌疑人执行。警方可透过软禁手段，在未经审判和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将刑事嫌疑人拘留于住家长达6个月。
然而中国的律师、法律学者和人权活跃人士警告说，此项建议是一块遮羞布，是为了给近期一波违反中国法律及国际法律的强迫失踪事件，套上法律依据的表面。
被失踪的受害者人数凸显了中国法治在过去八个月呈现急剧恶化。据非政府组织维权网报道，自2月中旬以来，中国的安全人员已对至少26名作家、艺术家、博客作家和维权人士进行了强迫失踪。
大部分的受害者已获释了，但至少三人仍下落不明：2月27日失踪的重庆在读博士生蓝若宇；2月25日失踪的广州维权人士谭燕华；2月20日被警方绑架的上海博客作家张海波。
绑架事件往往暴力进行，受害者被剥夺获取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以及联系亲人、律师的权利，拘留期间受到酷刑的机率极高。绝大多数的被失踪者，就像以往直言不讳的维权律师滕彪一样，因受到恐吓– 甚或更糟糕的待遇– 获释后陷入沉默，还隐居起来。
广州维权律师刘士辉最近在推文中曝光了这些恐吓手段。早在今年2月25日，中国安全人员闯入其住家将之绑架并拘留108天,直至6月12日才将其释放，且一直不肯承认有此事。
刘士辉反映关押期间连续遭到睡眠剥夺、讯问以及“辱骂恐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他8月21日发出推文说：“现在满身是病，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凌晨两三点钟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在中国，强迫失踪事件是个屡见不鲜的现象。多年来，政府官员、安全部队及其代表，在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及新疆进行强迫失踪，还以强迫失踪手段清除中国市中心街上的上访人（即因地方权力滥用受侵害、要寻求司法救济的农村人）。
单就北京而论，每年就有数以千计的上访人被绑架、被拘留于秘密非法拘留场所。并在这些俗称为“黑监狱”的场所里，遭到骇人听闻的虐待行径。
尽管国营媒体屡次报道黑监狱里进行虐待行为，中国政府从未承认黑监狱存在。大部分媒体报道的黑监狱并未予以关闭、对施暴者未予以惩罚。
律师高智晟事件就是个典型的例证。高智晟代理安全劳动权利被剥夺的矿工以及法轮功成员、家庭教会成员等宗教少数群体的人员，而这些案件皆为中国其中最敏感的议题。高智晟2009年被失踪事件强调，中国政府完全不顾及国内国际持续的批评，公然动用黑道式的手段，对知名异议人士进行强迫失踪。
2010年4月初，高智晟出现在北京住家但不到几天又失踪了，显然再次被官方拘留。至今下落、健康和安危仍无人知晓。
更为险恶的一项事态发展是：一些国家政府愿意协助中国政府，强迫失踪到国外寻求庇护的中国公民。
国际法律严禁各国政府强行遣返可能会受到迫害或酷刑的人员。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维吾尔族人，长期受到中国政府的歧视及其它侵权行为。而照中国对该群体动用酷刑、强迫失踪及任意拘留的记录而言，维族人被遣返后的处境更为危险。
尽管如此，柬埔寨政府还是于2009年12月19日迫使20名维族人在金边登上中国政府的一架飞机返回中国。中国政府未承认已将他们拘留，他们至今下落不明。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人员还包括两名婴儿。外界对他们唯有的信息来自2010年1月中旬传出的消息。据这尚未证实的信息来源，一些人员被一新疆法院判刑，且有人被判处死刑。
8月6日，泰国的官员以触犯泰国移民法为由，在曼谷将维族人努尔•穆罕默德（Nur Muhammed）交给中国政府官员，此举违反了泰国法律。8月18日，马来西亚警方也在吉隆坡将至少11名维族人交给中国官员，显然违反了马来西亚法律。据媒体报道，这群维族人被控涉及人口贩运及护照欺诈罪。
中国政府利用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外交分量，要求其他国家政府同谋侵害中国公民的权利，各国政府应当强力抵制，不应参与。
各国政府还应注意，中国政府如今力求介入他们自身的法律制度，从而破坏自己在国家、国际法律下的责任，这让人质疑中国政府往后是否有能力成为一个可靠的经济、安全和外交伙伴，与各国共建长期双赢合作关系。
费利姆•凯恩（Phelim Kine）是人权观察组织亚洲部的资深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