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 人權觀察今天表示，中國政府應停止針對因新冠肺炎疫情受害而尋求救濟者的打壓行動。當局持續騷擾恐嚇那些要求政府為起初掩蓋疫情及封城所致侵害——包括無法獲得醫療照護和其他過度限制——負責的人士。
協助受害者尋求救濟的社運人士與律師表示，不斷強化的監控手段以及幾乎全無匿名性的中國手機傳訊程式（APP），例如微信，已使當局能比以前更迅速地預防針對公共衛生危機的維權行動。
「中國政府所謂的『戰疫』成功，其實建立在消滅一切質疑政府防疫失敗的聲音，以及假藉阻止病毒擴散而實施的迫害之上，」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說。「打壓侵權受害者及其家屬，無異在他們的傷口上灑鹽。」
為圍堵新型冠狀病毒擴散，中國政府從2020年1月下旬到4月初實施了限制武漢1,100萬居民遷徙的嚴苛措施，暫停一切從武漢啟程的航空和鐵路運輸，以及市內公車、地鐵和渡船。7月到8月，當局又因為新疆出現幾百起確診而對當地數百萬居民實施同樣限制。
國際人權法要求，政府基於公共衛生理由對人權作出的限制，必須是合法、必要且相當的。在實施隔離或封鎖時，當局有義務確保民眾能獲得食物、淨水、醫療保健和照護服務。
人權觀察表示，中國當局以新冠防疫封鎖措施為藉口侵犯人權。官員被目擊以鐵鏈封死社區大門以防居民外出。有些居民因故意違反居家令而被鎖在鐵柵上。網上流傳的影片顯示，許多居民在家中絕望吶喊。在新疆，當局強迫部分居民飲用中醫草藥。
儘管中國政府似乎靠著這些嚴苛手段控制住新冠疫情，許多倖存者仍要求政府為起初隱瞞疫情以及封城導致的侵害——例如無法獲取醫療照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負起責任。
張海的父親2月到武漢某醫院治療腿部骨折，於院內感染新冠病毒過世。張海公佈父親死因，並於4月控告武漢市政府，指稱若非政府淡化疫情，其父可能避免去醫院，也就不致感染病毒。此後，張海不斷受到當局騷擾，上街有人跟蹤，社交媒體帳號被停用。警方威脅他，若不停止發聲就等著進監獄。
2月，武漢居民楊敏的24歲女兒因其他疾病就醫時感染新冠肺炎過世。4月封城結束後，楊敏在街頭抗議並向政府提出申訴，要求政府公布病毒真實訊息。警方不斷阻撓她的行動。社區官員並將楊敏居住的社區大門封鎖，不讓她外出。
武漢居民李義（代名）的母親於2月染患新冠肺炎死亡。李義通過微信聯繫社運人士和律師，了解如何起訴武漢市政府。他認為封城措施造成他母親難以就醫治療。據協助李義的社運人士告訴人權觀察，武漢公安在5月間多次傳喚李義迫其撤回起訴，並警告不得在網上批評政府或聯絡「境外敵對媒體」。
曾從事企業諮詢培訓的武漢居民姚青，曾因地鐵工程損毀住家與政府官員產生糾紛，導致手臂受傷及抑鬱症。據她表示，地方官員在封城期間不理會她屢次請求協助購買藥品。10月，姚青試圖起訴當局違法時遭武漢公安威脅，若不放棄就要讓她失蹤。
據熟知案情人士告訴人權觀察，有些批評政府者拒絕停止追責行動，公安人員便恐嚇其家屬，包括年邁父母或稚齡子女。有一名批評者遭公安進門翻箱倒櫃，並威脅他的高齡母親。另一名批評者則受到公安威脅要讓他的孩子被退學。
中國維權人士、律師和記者告訴人權觀察，他們認為因新冠疫情抗議或尋求救濟的案例將少於過去其他公共衛生危機或牽涉政府失職的自然災害，例如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或2015年的天津化學品爆炸案。除了不易證明政府防疫措施不當以外，還有許多因素，包括不斷強化的監控、對媒體和網路的審查、以及對公民社會團體的打壓，都有助政府更迅速撲滅異議。不斷提高的嚴刑峻罰，包括近年來對維權者屢判重刑，也令抗議人士卻步。
公安機關警告人權律師和社運人士不得在網上評論新冠疫情或協助新冠受害者維權。全國各地司法局官員隨後約談多名人權律師，威迫他們遵守「三嚴禁、六不講」，包括禁止他們為新冠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屬提供法律意見，不得接受境外媒體採訪，不得參加連署等等。
據協助許多染病死者家屬維權的紐約社運人士楊占青告訴人權觀察，他在中國國內的多名親人都被公安傳喚，審問他在海外的活動。他的父親10月被辭退，失去一份建築工地內勤工作。據楊表示，政府向他的家人說他已被官方認定為「叛徒」。
自武漢爆發疫情以來，當局已拘捕多位進行實地報導的公民記者。張展遭上海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四年；因發布當地醫院實況視頻被捕的武漢商人方斌至今下落不明；北京維權人士陳玫和蔡偉因收存被審查刪除的新冠疫情訊息於4月被公安逮捕，現仍羈押候審。
根據官方公佈數字，中國感染新冠肺炎死亡者逾4,000人。某些評論者估計實際數字遠遠更高。因為封城無法獲得醫療照護及其他必需品而死亡的人數未知。
「由於中國當局對批評政府防疫不力者實施無情的監控、審查與追訴，政府的功過恐將永遠無法得到公正評價，」王亞秋說。「尋求救濟和資訊的權利必須受到尊重，才能進動有效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