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应停止针对因新冠肺炎疫情受害而寻求救济者的打压行动。当局持续骚扰恐吓那些要求政府为起初掩盖疫情及封城所致侵害——包括无法获得医疗照护和其他过度限制——负责的人士。
协助受害者寻求救济的社运人士与律师表示，不断强化的监控手段以及几乎全无匿名性的中国手机传讯程式（APP），例如微信，已使当局能比以前更迅速地预防针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维权行动。
“中国政府所谓的‘战疫’成功，其实建立在消灭一切质疑政府防疫失败的声音，以及假借阻止病毒扩散而实施的迫害之上，”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说。“打压侵权受害者及其家属，无异在他们的伤口上洒盐。”
为围堵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中国政府从2020年1月下旬到4月初实施了限制武汉1,100万居民迁徙的严苛措施，暂停一切从武汉启程的航空和铁路运输，以及市内公车、地铁和渡船。 7月到8月，当局又因为新疆出现几百起确诊而对当地数百万居民实施同样限制。
国际人权法要求，政府基于公共卫生理由对人权作出的限制，必须是合法、必要且相当的。在实施隔离或封锁时，当局有义务确保民众能获得食物、净水、医疗保健和照护服务。
人权观察表示，中国当局以新冠防疫封锁措施为借口侵犯人权。官员被目击以铁链封死社区大门以防居民外出。有些居民因故意违反居家令而被锁在铁栅上。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许多居民在家中绝望呐喊。在新疆，当局强迫部分居民饮用中医草药。
尽管中国政府似乎靠着这些严苛手段控制住新冠疫情，许多幸存者仍要求政府为起初隐瞒疫情以及封城导致的侵害——例如无法获取医疗照护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负起责任。
张海的父亲2月到武汉某医院治疗腿部骨折，于院内感染新冠病毒过世。张海公布父亲死因，并于4月控告武汉市政府，指称若非政府淡化疫情，其父可能避免去医院，也就不致感染病毒。此后，张海不断受到当局骚扰，上街有人跟踪，社交媒体帐号被停用。警方威胁他，若不停止发声就等着进监狱。
2月，武汉居民杨敏的24岁女儿因其他疾病就医时感染新冠肺炎过世。 4月封城结束后，杨敏在街头抗议并向政府提出申诉，要求政府公布病毒真实讯息。警方不断阻挠她的行动。社区官员并将杨敏居住的社区大门封锁，不让她外出。
武汉居民李义（代名）的母亲于2月染患新冠肺炎死亡。李义通过微信联系社运人士和律师，了解如何起诉武汉市政府。他认为封城措施造成他母亲难以就医治疗。据协助李义的社运人士告诉人权观察，武汉公安在5月间多次传唤李义迫其撤回起诉，并警告不得在网上批评政府或联络“境外敌对媒体”。
曾从事企业咨询培训的武汉居民姚青，曾因地铁工程损毁住家与政府官员产生纠纷，导致手臂受伤及抑郁症。据她表示，地方官员在封城期间不理会她屡次请求协助购买药品。 10月，姚青试图起诉当局违法时遭武汉公安威胁，若不放弃就要让她失踪。
据熟知案情人士告诉人权观察，有些批评政府者拒绝停止追责行动，公安人员便恐吓其家属，包括年迈父母或稚龄子女。有一名批评者遭公安进门翻箱倒柜，并威胁他的高龄母亲。另一名批评者则受到公安威胁要让他的孩子被退学。
中国维权人士、律师和记者告诉人权观察，他们认为因新冠疫情抗议或寻求救济的案例将少于过去其他公共卫生危机或牵涉政府失职的自然灾害，例如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或2015年的天津化学品爆炸案。除了不易证明政府防疫措施不当以外，还有许多因素，包括不断强化的监控、对媒体和网路的审查、以及对公民社会团体的打压，都有助政府更迅速扑灭异议。不断提高的严刑峻罚，包括近年来对维权者屡判重刑，也令抗议人士却步。
公安机关警告人权律师和社运人士不得在网上评论新冠疫情或协助新冠受害者维权。全国各地司法局官员随后约谈多名人权律师，威迫他们遵守“三严禁、六不讲”，包括禁止他们为新冠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属提供法律意见，不得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不得参加连署等等。
据协助许多染病死者家属维权的纽约社运人士杨占青告诉人权观察，他在中国国内的多名亲人都被公安传唤，审问他在海外的活动。他的父亲10月被辞退，失去一份建筑工地内勤工作。据杨表示，政府向他的家人说他已被官方认定为”叛徒” 。
自武汉爆发疫情以来，当局已拘捕多位进行实地报导的公民记者。张展遭上海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因发布当地医院实况视频被捕的武汉商人方斌至今下落不明；北京维权人士陈玫和蔡伟因收存被审查删除的新冠疫情讯息于4月被公安逮捕，现仍羁押候审。
根据官方公布数字，中国感染新冠肺炎死亡者逾4,000人。某些评论者估计实际数字远远更高。因为封城无法获得医疗照护及其他必需品而死亡的人数未知。
“由于中国当局对批评政府防疫不力者实施无情的监控、审查与追诉，政府的功过恐将永远无法得到公正评价，” 王亚秋说。“寻求救济和资讯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才能进动有效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