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色彩令我好生气。我那巨大的课本，自私地占据整个塑料桌面不说，还傲僈地伸出桌缘垂落两尺虚空，直探我的大腿。无垠的白纸上描绘了一盅水果，却只见暗哑的灰和盲目的黑，不过是瘫在纸上的油墨，了无生趣。
山姆坐在我隔壁，他的课本只讨了半个桌面。铅笔、橡皮擦和一盒果汁──总是魏契牌纯葡萄汁, 不是综合果汁──在一边排列得整整齐齐。他的水果盅装满大自然的鲜活色彩。里头那只苹果红得像是可以从纸上摘下来啃，感受它的汁液从嘴角滴下，香甜久久不散。
我被发给放大两倍、黑白复印的特制课本，因为我曾是符合法定视觉障碍标准的小学生，就读麻州华特罕姆（Waltham）公立学校。我恨死我笨重的课本 。虽然加大的课文比较容易阅读，有助我跟上进度，但我从课本上看到的只是自己和其他同学的不同。我低头尽量凑近书本，渴望能和所有小朋友一样读书。和他们一样去学习、去看见。
做为一个法定视障的三年级学生，我很幸运可以坐在一般教室里上课，尽管我的老师常必须为我修改教学计划和教案。一边在黑板上写“B”，一边口头说明：“由上而下一直线，铅笔回到中间，朝右边画一个圆圈。”我的同班同学握着我的手在纸上练习，热切地帮助我。上课时他们会把黑板上的习题念给我听，下课踢足球时会大声告诉我球来的方向。我们各有各的难题：有的同学父母不和，有的必须提早来学校吃减价早餐，还有的害怕数学或阅读。但我们和所有孩子一样，结成死党，共度校园岁月。我们吃在一起、玩在一起，胜利时共同欢呼，挫折时互相安慰。我们学会认识并欣赏彼此的差异。
对我来说，带着障碍和同龄儿童在融合教室里共同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可以交到朋友，化解争论。我感到被解放、被增权──这种力量推动我继续求学，以荣誉成绩完成柏克莱加州大学双学位，并将在今年秋天到欧文加州大学法学院深造。为我而做的调整对我身边的同学也有好处。偏好语言刺激的孩子可以同时听到并看到字母b的写法。防守球门但不够专心的女同学也很高兴，因为有我在场她也可以事先听到有球朝她踢过来。
我很幸运生在美国，我的学校教职员和父母都相信我的潜能。可惜的是，全世界大约9,300万（实际可能更多）身心障碍儿童之中，许多都没有这种机会。
如人权观察所纪录，身心障碍学生通常只能上特殊学校，与同侪和社区隔离。许多身心障碍学生甚至根本无法上学。在南非，将近50万身心障碍儿童从很小年纪就因被政府官员依其障碍归类，而必须面临歧视性的物理阻隔和态度。
在俄罗斯，人权观察研究发现，有些学校职员拒绝身心障碍儿童入学，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孩童缺乏学习能力，威胁其他儿童的安全，或不守秩序。成年时，身心障碍人士常常难以抉择应该报考大学还是学习职业技能以利就业。
已获150馀国批准的《儿童权利公约》和《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以及其他国际条约都规定，必须让所有儿童获得教育。
每一个孩童，不论是否身心障碍，都有权利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就读优质、全纳的学校。若不能实现这项权利，我们将继续在学校和社会上遭遇失败。有机会在自己社区的学校里学习，得以接触各种意见、状况以及与我不同的能力，造就我更加宽容而有同情心的人格。它不但激励我不断突破自我极限，而且为我提供实现梦想所需的支持体系和信心。
我还是很讨厌那些超大课本。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读它们的时候，我坐在山姆的旁边、马克的前面和乔安的后面。对我而言，就在我和大家一起喝果汁、踢足球的时候，这个事实改变了我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