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2013年6月1日）－人权观察今天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应秉持依法治国的承诺，承认政府对于24年前屠杀无武装平民负有责任，并且允许民间举办记念活动。
六四血腥镇压二十多年后，中国政府仍矢口否认在压制天安门示威时曾经犯错。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掩盖杀人事实、纵放加害者、压迫遇难者和幸存者家属，还持续严格监控集会和言论自由。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中国历届领导人一直试图将天安门事件从史册抹去。但新上台的领导班子可以选择改弦更张，展现与前任不同的作风。一个很好的起点就是允许家属和维权人士悼念六四，不必担心秋后算帐。”
随着1989天安门屠杀24周年记念日逼近，中国政府已加紧监控死难者家属维权人士。天安门母亲──由六四死难或失踪者家属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张先玲被阻止前往香港参加周年记念活动。其他许多活跃的维权人士也在“敏感期间”遭紧盯。例如广州人权律师唐荆陵，根据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报导，已被警方从家中带走。
中国政府严禁一切传播媒体和教育机构谈论六四相关议题，并且有系统地过泸网路上的象征数字，包括6/4和89──甚至不放过意图躲避审查的隐讳说法，例如实际上不存在的“5月35日”。
据媒体报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最近下发一份与“七不讲”有关的文件，要求所有高校（即大专院校）不得讨论包括“普世价值”和党的历史错误在内的一些话题。同一时间，另一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和教育部党组联合下发的文件则要求各地高校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在1989年示威活动中，大学生曾扮演主要角色。
天安门镇压是针对自1989年4月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城市聚集示威，要求建立多元政治体 制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中国政府面对日益高涨的抗争，于5月下旬宣布戒严，并授权军队使用致命武器。
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国军队开枪杀死不明人数的无武装平民，其中许多人并未参与示威。继大屠杀之后，又有数千人遭到逮捕，被控“反革命”或扰乱社会秩序、纵火等其他罪名。根据研究机构“对话”的调查，最后一批因“反革命罪”被囚禁逾二十年者才刚刚刑满出狱。
中国政府拒绝对屠杀提出解释，或追究杀人凶手的法律责任。政府起初坚称镇压是因应“反革命暴乱”的合法行动，并强调有些示威者攻击士兵、焚烧军车才导致伤亡。现在，政府虽已改口将事件称为“政治风波”而非“反革命”活动，却仍拒绝对事件进行调查，或公布死伤、失踪及囚禁者的资料。不过，天安门母亲已收集到202位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因镇压遇难者的详细资料。
屠杀之后，政府通过了1989年《集会游行示威法》（《集会法》），其中一系列限制性条文造成人民实际上难以行使这项权利。举例而言，该法规定，一切示威活动必须得到警方（公安机关）许可。然而，实际上，中国警方很少许可公众示威，尤其是带有批评政府性质的。在24周年之前，有多位维权人士因申请举行记念六四的公众集会而遭逮捕或骚扰。
对于曾经参与1989民主运动的年轻人来说，这一事件在他们人生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驱使他们投身长期抗争，付出极大代价。刘晓波在1989年由教师变成示威领袖，现在是中国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被以“煽动颠覆”罪名判刑12年，现仍服刑中。他的妻子刘霞遭到非法软禁，关在北京家中。陈卫，1989年学运领袖之一，因为持续记录四川省的人权迫害案件，于2011年12月被判刑9年，罪名也是“煽动颠覆”。陈西，1989年任职贵州省某大学并领导示威，出狱后组建“贵州人权论坛”，于2011年12月被捕，以“煽动颠覆罪”判刑10年。这三人都曾在1989年政府镇压全国各地民主运动时首度入狱。
“政府一味否认、压抑，将使天安门的创伤无法平复，”理查森说。“由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唯有正义和问责才能解决一个国家的历史悲剧──眼前的问题是，习近平是否有足够勇气面对这个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