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划的歧视宗教少数群体。
编造罪名拘捕和平抗争者和批评政府人士。
利用科技压制言论自由。
以上当然都可指向中国，但同样的人权侵犯也发生在印度。尽管印度政府人权劣迹斑斑，作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印度政府基本上在国际社会畅行无阻。这是不对的。
澳大利亚正在对印度发动魅力攻势，最近政府高官、部长和各州总理络绎不绝前往该国，主要是为了促进贸易。 9月，第五次澳大利亚－印度领导人对话将在德里举行，代表团囊括部会首长、商界领袖和学者专家。但人权将列为讨论议题，还是被视为深化澳印关系的绊脚石？
今年6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Richard Marles）前往印度会见总理莫迪——这是澳大利亚政党轮替后两国首次高层会面。被记者问到印度人权纪录时，马勒斯牵强地答覆说： “我不会对印度妄下评判。……印度是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它的确崇尚法治，我们两国拥有共同价值观。”
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了“四方安全对话”——四个印太国家之间的安全协定，旨在防御中国政府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四方安全对话以民主价值挂帅，其议程也包括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与贸易纽带。在西方各国政府眼中，印度是深富吸引力的替代市场，特别是当北京作为贸易伙伴日益令人不满之际。
但民主国家不应重蹈对华关系覆辙，为深化贸易交往把人权摆在一边。如今，中国崛起为世界经济火车头，国内人权情势却每下愈况，北京还把它的蛮横镇压从境内延伸到境外。
与此同时，印度人权危机在莫迪政府掌权下不断恶化，但关注寥寥。在各种全球舞台，例如6月在德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G7）峰会上，莫迪热情拥抱西方领导人，矢言维护言论自由、公民社会和宗教自由。但他的政府正以实际行动否定这些外交辞令。
正当莫迪在德国施展魅力攻势的同一星期，印度当局逮捕了独立事实核查网站Alt News共同创办人祖贝尔（Mohammed Zubair），指控他2018年在推特发文“伤害印度教徒感情”。他被拘留三周后交保获释，因为最高法院拒绝对他“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加以限制，并谕令当局慎用拘捕权力。
然而，人权活动者或批评政府人士通常没有这种运气。社运人士塞塔尔瓦德（Teesta Setalvad）也被当局以串谋犯罪等罪名逮捕，显然在报复她为2002古吉拉特邦暴动中的穆斯林死难者伸张正义。一个月后，在古吉拉特邦暴动期间集体强奸和杀人被判无期徒刑的11名男子获地方政府释放，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成员竟大肆庆祝。
包含塞塔尔瓦德和祖贝尔在内，莫迪政府上台至今已为政治目的逮捕数十名人权捍卫者、记者、学生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同时，印度当局依据资讯科技法和互联网法规对社交媒体业者施压，要求审查内容并提供用户个资以协助检控前述人士。印度当局还涉嫌利用以色列间谍软体“天马”（Pegasus）攻击社运人士、记者和政敌。
莫迪及其印度教民族主义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企图合法化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歧视，纵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暴力行为。印度2019年12月通过歧视穆斯林的公民权法案，首次以宗教作为享有公民权的基础。
如果四方安全对话和其他民主国家政府真的要推行价值观外交，就应以一贯标准抗议对人权的压迫，无论何时何地发生，包括互相督促负责。
在国家支持宣传与审查的环境下，当双边访问总是变成为莫迪统治背书，重点在设法直接向印度民众发声。在双边互访时，澳大利亚官员和从政人士应公开说明所有讨论事项，接受独立媒体访问，会见公民社会团体和社运人士。他们还且应当避免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等有害组织带笑合影，以免被视为公然背书。
各国政府应鼓励莫迪政府遵行其法律责任，展现对人权的承诺。各国应公开关切法治倒退问题，特别是莫迪政府各种歧视穆斯林的法律与政策，以及异见人士被拘捕、骚扰问题。有关各国政府应在贸易和技术协定中纳入改善人权的基准。
换言之，仅仅在口头上赞扬印度是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反而是伤害印度人民。对人权侵犯视若无睹，也无法让印度摇身变成尊重人权的国家。这种做法以前用在北京已证明失败。当社运人士仗义直言换来的是骚扰、噤声和检控，有关各国政府应该做的是团结起来、声援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