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2年前当你首次代理人权案件时,就知道自己挚爱的女儿将受阻[不能上学],你还会做吗?...我知道你会!”

中国人权律师唐荆陵之妻汪艳芳手持丈夫的照片抗议,呼吁政府放人。唐荆陵推动非暴力公民不合作运动,于2016年1月被判刑五年。

 

© 2014 路透社
王峭岭,中国人权律师李和平之妻,在2016年5月发表的一篇给丈夫的公开信中,写下这段动人的文字。李和平是被中国当局报复其维权活动而指控颠覆罪的11名律师和法律助理之一。2015年7月李和平被捕后,家人好几个月都不知他的下落和安危。王峭岭为了追问丈夫的信息,也数度遭到短暂拘留。

同样的磨难,不只降临在王峭岭和李和平的身上。自从二十馀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在2015年7月大抓捕中遭政府拘押以来,他们的伴侣、子女和其他家属便苦于不知亲人下落,不知他们受到什么对待,也不知他们何时──以及为何──可能被起诉。当局还强迫家属迁居,剥夺子女就学机会,阻止他们出国,并对他们严密监控。这种种极权手段似乎经过刻意设计,不仅惩罚在押人士,还牵连他们的家属,目的是吓阻其他人接手人权工作。

原珊珊,律师谢燕益之妻,未涉任何犯罪却被拘押三天。谢燕益的母亲在他被拘押期间过世,而她仅仅是想要求当局允许丈夫出席他母亲的丧礼。怀著身孕的原珊珊被关在警局侦讯室,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水,不能上厠所,还有二十多名警员围著她恐吓、斥责。

律师王全章2015年7月被警察带走后,他的银行卡被没收,妻子李文足陷入财务困难。警方向王全章的父母和姊姊施压,逼他们通过录像规劝王全章认罪。王全章全家都受到24小时监控

连小小孩也成为政府的打击目标。北京律师李和平的6岁女儿被小学拒收,因为公安局不给她入学所需的居住证。当局还拒绝给她和她的15岁哥哥签发护照,说他们是“国安威胁”,不让他们出国。另一个例子是十六、七岁的包蒙蒙,在押律师王宇和包龙军的儿子,被阻止到澳大利亚上学。他逃到缅甸后被疑似中国特务抓回国内,然后被软禁在家至今。总计有六名律师子女被禁止出国,他们大多是想出国寻求教育机会,同时逃离在家中受到的骚扰。

北京将会发现,连坐惩罚在押人士家属,非但不能压垮和平异议,反而激起新一代维权人士。

中国当局还将迫迁当做一种战术。2016年7月,原珊珊和三名子女被迫迁出租赁房屋,因为她的房东受到警察威胁。迁入新居次日,她又遭新房东下逐客令,说有“来自当局的压力”。警察骚扰的对象不仅是在押律师的家属,还包括他们的代理律师的家属。律师任全牛代理被捕律师助理赵威的案件,他的妻子和两名稚龄子女也在7月被要求搬家

本月稍早,天津法院对四名律师及维权人士判处重刑。这是对仍在押人士的首波审判,程序弄虚作假,显示家属们的苦难还看不到终点。

尽管压力排山倒海,家属们却没有选择沉默。几位律师太太勇气十足地团结在一起,针对丈夫横遭拘押,她们多次发声抗议,指责警方公然违法,并数度发表公开信要求放人。即便四人甫遭定罪,她们也不可能被吓退。

李文足向媒体表示,在这次镇压之前,她总是“担惊受怕又无能为力”。现在她觉得,“我可以做一个有用的人了,我就开始想可以为[其他受害者]做什么。...‘7・09’改变了我。”

北京将会发现,连坐惩罚在押人士家属,非但不能压垮和平异议,反而激起新一代维权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