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型释迦牟尼唐卡于西藏拉萨近郊展出,数名警员从哲蚌寺屋顶监视前来礼佛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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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正试图要求藏族主要僧尼担任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根据新的宗教“中国化”政策,中国政府逼迫西藏自治区各主要寺院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企图培养一批熟稔官方意识形态的佛教教师。

根据2018年西藏自治区提出的“四条标准”政策,优秀僧尼除了具备宗教造诣,还要符合“政治上靠得住”、“品德上能服众”和“关键时起作用”等要求。这意谓他们必须配合预防或阻止一切抗议国家政策的行为。

“中国当局向来严密钳制宗教自由,尤其是在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强迫藏族僧尼做共党宣传工具,已使政府对宗教的介入上升到令人憎恶的水平。”

“四条标准”政策是在2017年9月《宗教事务条例》修正后出现,其基本观点经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讨论。官媒报导,当局选拔了一批僧尼参加从5月31日到6月2日为期三天的培训班,目的在强化他们的“政治信念”,有能力回到自己的寺院和社群中开展宣传。培训班的学员人数并未公布,但在2016年9月另一场针对藏族僧尼的试点培训中,参与者多达250人。当局选训的对象是具有一定宗教学识的僧尼,被选中者无法拒绝参加。凡被评为符合“四条标准”即可获得奖励和表扬,但往后将负有积极从事政治宣讲的任务。

英文《环球时报》近期报导将受训人员称为宣讲员,这一名词过去通常是指负责传达党的宣传和政府政策的基层政府官员。由此可见,该名词内涵已扩展到政治上可靠的特定宗教人士。《环球时报》引述学者熊坤新表示,透过僧人来为党和政府进行宣传更加有效,因为“他们比较了解自己人的想法和习惯。”

2012年,中国政府成立西藏佛学院,从西藏自治区各地选拔僧尼入院研习,并在其他各省藏区设立类似机构,其目的是培养既有宗教造诣、又能为党献身的新一代专业“爱国宗教人士”。这种做法足以看出,过去由党政干部驻寺实施的爱国主义教育无法收效,缺乏声誉卓著的藏族宗教领袖在藏区宣传中共政策,已被视为长期隐忧。

过往做法

中共长年派遣党政干部实施政治再教育,企图“矫正”藏族僧尼的思想。1996年5月起,中共派出工作组巡回西藏自治区各寺院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每轮大约三个月。这种培训活动持续进行逾15年,所有僧尼均被要求诋毁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否则就要被逐出寺院。

2011年10月,西藏自治区党委实施新策略:动员近7千名专业党工,常态化进驻自治区每一座寺院,接手负责各寺院的直接管理和僧尼再教育。

2012年,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启动一项秘密计划,任意拘捕所有曾赴印度参加达赖喇嘛传法活动的藏人,关在不公开的拘留中心接受三到六个月的政治教育。

2013年,陈全国表示要“积极推动核心价值观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进寺庙,使核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全区各族人民的头脑中。”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计12项,包括和谐、文明、民主、法治和公正。然而,在为西藏各寺院准备的政治教育材料中,仅强调其中的第19项价值──“爱国”。

中国化

中国政府近期的宣传策略,属于全国范围内“宗教中国化”政策的一环。该政策在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后制定,内涵包括由党政干部加强介入宗教机构的“管理”。

该政策允许有关当局对宗教教义本身进行调整,使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西藏佛学院2015年举办“第二届藏传佛教新阐释研讨会”,会中讨论到“组建一批精通新观念的有识之士,鼓励研究教义教规及其不同应用,建立具有特色的传习形式,引介新阐释的书写形式。”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朱维群将其称之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第三个层面”,即“要求宗教界进一步挖掘和弘扬教义教规中有利于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道德提升的内容。...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宗教经典和教义教规不能随便改动,但可以结合时代要求作出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

中国决心以官方意识形态重塑藏传佛教传统的实例之一是,当局加强排除在海外受训的佛教教师。中国当局曾在1988年下令禁止西藏自治区寺院传授格西学位(藏传佛教的最高学术资格),但近年已重新设立由中国佛教会管理的考核制度,对藏族僧侣授与这种学位。

其结果是,当局现在已将所有在印度流亡寺院取得格西学位的僧人排除于西藏境内寺院的教席。据官方媒体报导,政府授与格西学位的必考科目包括“政治、法制和历史”。

重新阐释教义的做法,适用于中国所有宗教团体,但在西藏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推动力道最强,因为中共认为这些地区的宗教认同可能威胁国家统一。

“当局在宗教课程中注入政治教条,进而要求出家人彼此灌输,足见北京仍对宗教信仰自由抱敌视态度,” 理查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