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放大镜看电脑屏幕上以二进位数列为背景的中国地图,新加坡,2014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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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电脑执行长库克(Tim Cook)本月稍早出席中国政府主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表示期待与中国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面对一个积极审查网络言论,为网络空间的未来投下不祥阴影的国家,这样的表态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由律师李肖霖的经验可以一窥那种未来是个什么模样。在2016年一次国内旅程中,李律师凭身份证上网买机票竟遭系统拒绝交易,才发现他已被法院列入黑名单。李律师从法院官网查到:他因为2015年未履行一项法院命令而被放进“失信”名单。他原以为问题早已解决,却因此被困在1,200英里之外,无法回家。

李律师的困境来自中国政府野心勃勃的“社会信用体系”计划。这项计划2012年宣布启动,预计2020年全面实施,达到“让守信畅通无阻,让失信寸步难行”的目标。

这可不是稀松平常的信用分数而已。政府的目的是通过对公民从购物习惯到网上言论等各种行为评分,制造出一个没有问题的社会。信用分数偏低的人,不管是应聘公职或为小孩找明星学校,各方面都将遭遇阻碍。谁来管理这个系统,被评分者能否提出异议,甚至系统本身是否合法,都还没有明确说法。

为了推进体系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已多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包含自2013年以来疏于执行各地法院判决的人员。这些“老赖”被点名羞辱,而且禁搭飞机和高铁。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在公布栏上贴出失信者的照片、全名和地址。在2017年前,上述惩罚措施已逾7百万件。

李律师怎么上的黑名单?2013年他为一名强奸案被告辩护时,曾将辩护词影本交给被告家属。在他不知情之下,家属将辩护词上网公开。该案被害人据此控告李律师损害名誉权并获胜诉,位于北京的法院于是在2015年要求李律师道歉。李律师向法院提交了道歉书。直到发现自己上了黑名单,他才想起这回事。原来法院以他的道歉函“不诚恳”为由拒收,理由之一是该函落款4月1日(恰巧是愚人节)。

2013年,调查记者刘虎曾发文质疑某人涉嫌敲诈勒索,两年后,某人控告他损害名誉获得胜诉,法院告知刘虎,将代其登报道歉,费用由他负担。刘虎转账付款后几个月,突然发现自己无法订购机票。法院人员此时才向他表示款项未收到。刘虎立刻纠正了错误。

当局欲执行法院合法命令并没有错,但在李、刘二人案件看来,处罚方式极为任意且无法问责。法院也没有通知当事人,导致他们无法为己辩驳。虽然他们两人后来都找到漏洞──他们仍可凭护照购票──但他们的生活一度大乱,想抗议被列入黑名单也遇到巨大困难。

李律师2016年首次被列入黑名单时,他花了三个星期后才获得官员回应。法院要求他再次致歉,他也写了道歉函,于是他被移除旅行黑名单。但另一份名单上还有他的名字,他也没有得到事前通知,而这份名单禁止他申办信用卡。法院又要求李律师再写一份道歉函。

而记者刘虎则还在黑名单上。法院现在向他索取金额数倍于同类案件刊登道歉声明的费用。他起诉法院滥用职权,但迄今未获回应。

中国政府当局显然希望创造一种现实,让官僚仅凭细故即可严限人民权利。随着习近平主席的权力不断膨胀,社会信用体制日趋全面落实,类似的侵权事件恐将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