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观察家以“监管镇压”（regulatory crackdown）指称中国近几个月以来在商贸、科技和娱乐行业突然全面铺开新的法规和禁令，且其速度与力道似乎还在继续推升。近期出台的各种规定冲击到各行各业，从中国消费者可以如何借贷、投资和开支自有金钱，到如何教育子女、城际移动及购买保险，甚至收看哪些电视节目。种种新规定当中，有些早已酝酿多时，有些看似应对迥然相异的政府目标，但其制定之迅速不免令许多专家——包括具有中国官方背景者——将其视为一整个运动的环节。

如何最恰当地理解这些新指令之间的连结？它们跟习近平的领导有何关系，应当如何理解它们与中国更广泛治理目标之间的联系，它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达到原定目的？ ——中参馆编者

意见

经过多年累聚权力，习近平主席似乎开出猛药，试图矫正沉迷于资本主义纸醉金迷的社会。他誓言要通过节制私人资本，重新分配民间财富，打击从不当聚敛到不良娱乐形态等各种社会弊端，同时弘扬传统道德价值，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誓言要推动中国迈向一个艰巨目标：稳固维持一党专政的高收入国家。换言之，就是他所谓复兴民族的“中国梦”。

然而，对基本人权展现尊重，应该是任何改善民生运动的核心。这意味着：促进劳工权利，例如允许工会自主；废除歧视性的“户口”制度；确保公平获得教育和医疗保健；以及，如国际货币基金所建议的，调高课税制度的累进性。但有一个问题：尊重人权和经济正义，恰好与中国共产党的惯行故技背道而驰，它之所以能垄断政治权力，正有赖于同时紧抓经济权力。

我们几乎完全不清楚习近平打算如何达成“共同富裕”，只见他以铁腕强迫那些失宠的超级富豪“更多地回馈社会”（以致各大科技巨头争相吐出数以十亿计的慈善捐款）。党可能会采纳部分前述政策，试图在改革和加深控制之间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平衡点，借着立法强化社会保障，确保人们在体制内安分守己而不去挑战体制。从这个角度观察，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举措，例如一面立法保护消费者隐私和零工从业者权利，一面打造大规模监控系统和逮捕零工群体维权人士，其实是习近平治理模式的一体两面。

某些消弭不平等的措施必然会被证明是不足够的。全中国人民可能需要经过几个世代才能从党的剥夺侵削中恢复过来：超过三分之二的儿童因农村户口遭受歧视。他们大多教育程度极低，健康状况不佳。有些父母外出打工的儿童更因被迫“留守”农村而饱受身心创伤。

最终，中共自上而下的“共同富裕”工程，恐怕无法充分兑现承诺。若想成功，需要所有不平等受害者能获包容参与，需要有活跃的公民社会、自由的新闻媒体和互联网来揭发问题，逼使官员和企业为运动目标负起责任。

中国政府肯定会庆祝其成功之处，但拒绝检讨缺失，一如它含糊宣布全面脱贫成功那样。尽管我们应当认真看待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但它不太可能是中国人民真正应得的经济正义、尊重人权或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