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攻击,首先是发生在近3千名死难者及其家属身上的一场重大悲剧。连串的暴力行动造成他们的生命遭到扼杀,命运永远改变,引发举世震惊与义愤。许多第一波应变人员因为在攻击后立即进行抢救工作,至今无法恢复健康。死难者的家属们将永难忘怀。
为这场悲剧雪上加霜的是,因恐怖攻击而激起侵犯人权的反应,余波至今未平。乔治・W・布什总统的政府未能重申禁止这类工具性暴行的人权标准,反而将其撕毁。美国民众惊惧于恐怖攻击的巨大规模,未能予以适当抵制。通常这是因为大部分措施均为秘密执行,民众至少直到最近都浑然不察。
白宫法律顾问柳约翰(John Yoo)撰写了那份恶名昭彰的酷刑备忘录,为不正当的行为强词辩解。对嫌疑人的粗暴虐待,例如水刑(waterboarding),竟美其名为“强化侦讯技术”而一笔带过。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长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称《日内瓦公约》为“古老”、“过时”而不足采纳。他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海登将军(Gen. Michael Hayden)更公然主张情报人员应尽量逼近法律极限——不要怕踩到边界——事实上他们早已悄悄逾越。
这种对人权的漠视已引起他人仿效。残暴的统治者们发现,要为大规模人权侵犯脱罪,最好的办法就是贴上对抗“恐怖主义”的标签。中国政府利用这种说法,为其拘押一百万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迫使他们放弃伊斯兰信仰、文化和语言的行为辩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埃及总统塞西也以同样借口分别拘捕了数万人,尽管通常都毫无实据。以色列政府则用它来合理化对加沙地区长达14年的封锁和间歇轰炸。
除了暴行本身,还有概念上的损害。布什政府没有采用执法手段处置9/11的骇人罪行,而是宣布展开遍及地球每个角落的“全球反恐战争”,远超过盖达组织领导人宾拉登据信藏身的阿富汗国境以外。据称,这样可以将任何地方捕获的“敌方战斗人员”不经控罪或审判即予拘押,直至“战争”结束,换言之,可能永无止境。关塔那摩湾的无限期拘押就是基于此一理据。
这种“战争”范式也被用来合理化就地格杀嫌疑犯,其罪证通常极为薄弱。国际人权法要求执法官员必须尽可能逮捕嫌疑犯,使用致命武力只能作为阻止人命遭受立即威胁时的最后手段。由于将疑似恐怖分子都视同“战斗人员”,美国政府以此为由,经常以无人机或其他军机实施空袭,将这些人径行击毙,如同在真实战场上斩杀敌军一般,即使他们身在远离任何美军战场的也门、索马里等地。
若用一种更开明的方式对抗恐怖主义,有可能得到穆斯林社群的响应。美国大多数穆斯林都对盖达组织扭曲伊斯兰教义以合理化9/11和其他恐攻感到惊骇。全球而言,穆斯林是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然而,布什到欧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他们被警方监控,被定性为侦讯对象,被设局诱捕,或当作“重要人证”扣押起来。这种不当对待非但无法鼓励穆斯林社群合作侦测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反而使他们日益疏远。
这些虐待行为的发生几乎总是可以免除责任。除了少数低阶官兵受到起诉之外,有关酷刑或其他罪行的调查或起诉全都举步维艰。即使欧巴马总统已经宣布停止酷刑计划,他仍然拒绝对授权实施酷刑的高级官员展开刑事调查,声称美国需要向前看而非向后看。其结果是,酷刑虽然在法律上构成犯罪,实际上仍是政策选项之一。特朗普曾扬言要重新启动。未来的总统也可能被鼓励再度采用。
美国政府寻求维持对酷刑有罪免罚,也是五名疑涉9/11恐攻策划者迄今无一受审的主因。普通联邦法院早已起诉过数百宗有关恐怖主义的案件,其中不乏复杂而重大的案例,如果由这些法院担纲审判,几可肯定早已大功告成。然而美国政府企图免除正当程序保障,避免其酷刑被公诸于世,并尽可能充分利用刑求逼供的成果。为此,它没有将 9/11 嫌犯移交普通法院,而是为他们量身设计特殊的“军事审判委员会”,一个不利被告而且基本上不公正的“司法”制度。
9/11恐攻二十周年,既是悼念死难者的时刻,也应重新检讨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在哪些方面受到重大误导。这是谴责恐怖主义邪恶的时刻,也是关闭达塔那摩的时刻,应当释放现仍在押、未经起诉的全部39名高龄囚犯,同时让其他被告在合格的法庭接受公正审判。应当把握时机,尽可能起诉所有下令实施秘密关押与酷刑的官员,公布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有关这项卑劣计划的完整调查报告。此刻也该要正式宣布结束“全球反恐战争”,承认在没有真正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打击恐怖主义罪行可以和其他重大犯罪同样遵守国际人权法的约束,不必乞灵于萦绕这场永久“战争”的无限期拘押和就地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