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是人权日——《世界人权宣言》72周年。但它也是一个丑恶的里程碑——加拿大人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麦可・斯帕沃尔（Michael Spavor）在中国被捕两周年。这两人被捕实际上是人质外交，显然为了报复加拿大当局依据美国引渡令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
澳大利亚人对此事感同身受，因为也有澳大利亚人被中国以莫须有的国家安全罪名拘捕。康明凯和斯帕沃尔被中国当局逮捕六星期后，一名澳大利亚作家杨恒钧也被中国官员带走。 8月，中国当局又拘捕了澳大利亚记者成蕾，中国国营媒体的商业新闻主播，说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9月，成蕾被捕后几个星期，澳大利亚政府经过五天的外交对峙，才让两名分别躲进澳大利亚驻北京和上海使领馆的記者离境。两人离境前仍然被迫接受中国警方讯问。
在这些事件当中，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坚守原则，而且意外地直言不讳，特别是相较于澳大利亚对其他亚洲邻国惯用的“静默外交”策略。
澳大利亚政府在对中国发出的旅游警示中直白说明：“有关当局曾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拘捕外籍人士。澳大利亚国民也有遭到任意拘禁的风险。”
2019年8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Marise Payne）抗议中国对杨恒钧“未经控告”被关押在“严酷条件下”长达“七个多月。⋯⋯中国从未说明拘禁杨博士的理由，也不允许他会见律师或家属。⋯⋯我会持续强烈声援杨博士，一定要得到他为何被捕的合理说法，确保他得到人道待遇，并且早日获释回家。”
面对中国严重且不断恶化的人权侵犯，澳大利亚已加入其他国家行列，在联合国提出有关中国的人权议题。坎培拉公开呼吁北京停止在香港和新疆的暴行。澳大利亚还带头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特别敏感处在于，北京一直通过审查资讯误导国内民众有关病毒起源的认知。
澳大利亚针对中国大量人权侵害积极公开抗议的政策转变，北京显然已经察觉，并以公然怒呛和经济措施展开报复。
以前，澳大利亚政府总是不吝赞美其最大贸易伙伴，部会首长们不假思索地覆诵中共说帖，宣扬北京拉拔亿万百姓脱离贫困的成就。澳大利亚政府甚至在2014年邀请习近平主席向国会演说。既以经贸关系挂帅，人权便被晾在一边，成为仅由双方中层官员而非国家元首及外交部长进行的“对话”事项。
澳大利亚的态度转变，发生在北京开始干涉澳大利亚政治体制之后。 2018年，澳大利亚国会立法处罚外国干涉罪行，禁止政党收受外国捐款，并规定外国政治组织或实体必须经过登记才能进行游说。
在此同时，澳大利亚媒体揭发中国当局及其驻澳代理人的大胆渗透活动，包括执行中国官方以反贪为名的“猎狐行动”，以及在澳大利亚各大学进行监控，对流亡社群特别是维吾尔人进行威胁。
面对澳大利亚的坚决立场，中国不但对澳籍公民进行罗织逮捕，并且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加以限制或提高关税，起初针对牛肉和大麦，近来扩及龙虾、红酒、铜矿、蔗糖、木材和媒矿。有些州長和企业领导人因此批评政府不应改采强硬立场。
11月，中国外交官披露一份文件，列有澳大利亚引起中国“不满”的14项行为。其中包括反外国干预立法，注销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多名中国学者签证，资助“反华”智库，批评中国对新疆、西藏和台湾的暴行，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开展独立调查，以及禁止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
这份文件披露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跟着表示：“澳方应当对此予以正视，认真反思，而不是倒打一耙，甩锅推责。”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如果要抵制中国霸凌手段，两国必须与其他坚守原则的民主国家团结一致捍卫人权。换言之，两国应高声反对中国对国内的镇压，以及在国外、在国际组织中积极破坏人权尊重的作为。
好消息是这些做法已经开始了，但还有很多加强与扩大的空间。 10月，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加入其他37国行列，对新疆人权状况和香港近期发展表示严重关切。下一步应该扩大结盟，施压联合国对中国人权侵犯进行密切监测与报告。有关各国应当联手，针对涉及严重人权侵犯的具体中国官员实施旅游禁令、资产冻结等个别制裁，正如美国已付诸实行的措施。
人质外交是一个足够重大的全球问题，促使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33个国家于9月在联合国发表共同声明，表示“深切忧虑基于政治动机对外国国民的任意逮捕、拘禁和判刑。” 这是好的开始，但若要让联合国声明产生实际影响，各国必须走出日内瓦、点名作恶国家，即使强大如中国也不例外。在海外被任意拘禁的外国公民，命系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