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政府高级官员会面时提出人权问题；公开明确质疑人权侵犯而非仅由外交官私下关切；把中国14亿人的权利放进所有与中国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往来议程，不论是关于贸易、气候变化或任何其他事务。
这些是人权观察数十年来对每一届美国行政机关提出的请求。假使美国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这么做，可能早已在促进中国人权方面获致相当成果。如今这些要求早已远远不足。总统当选人拜登在华盛顿忙于政权交接的同时，中国政府正在有计划地镇压少数民族与宗教，包括任意拘禁一百万维吾尔人，消灭维吾尔和西藏文化。中国当局还在持续打压维权人士及律师，全面实施国家监控，并且摧毁香港的民主化进程。
拜登政府将无法袖手旁观，也不能把中国对人权的侵犯仅仅视为外交政策议题。反之，新政府必须把中国的人权侵犯同时放进外交与内政的政策议程，因为受到这种侵犯威胁的人不只在中国——那里的全面镇压早已如火如荼——在美国的企业、大学和流亡社群都已饱受北京威胁。中国正在破坏全球人权规范，而这些规范一旦被削弱也将祸及全球。
摆正优先次序
美国历届政府都尝试与北京开展人权对话。它们要求中国释放政治犯，为公开批评中国政府人士提供政治庇护，设法促成中国官员和公民社会领袖开展有关人权法和法律改革的讨论。但它们的工作实际上徒劳无功，或许因为美国经常把人权议题置于相对次要地位，时紧时松的作法也难以适时回应北京的倒行逆施。
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直率指出中共统治的暴虐性，而且已对据信涉嫌严重侵犯人权的许多中国政府官员、机构与企业实施制裁。人权团体乐见这些举措，但也担忧特朗普政府的动机启人疑窦而影响其讯息力道。毕竟，特朗普政府实施不人道的移民政策，蔑视人权法律与规范，已大大削弱美国在国内外的人权诚信。此外，特朗普过分夸赞习近平，煽动仇外情绪（例如坚持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让人几乎看不出他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有任何理念基础。
长久以来，美国宁愿在人权问题上妥协，换取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美国决策者几十年来不断敦促中国实行经济自由化，认为只要中国开放贸易和经济自由化，人权保障必然随之进步。这种期待从未成真，相反地，人权侵犯正在蔓延激增。
美国现在必须使自己成为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可信对话者。为此，拜登政府未来必须展现其保护国内与全球人权的承诺。同时，必须对中国政府的侵犯人权行为采取坚持原则的一贯立场——不为达成交易而放松对当前迫切且持续恶化情势的关注。
改变刻不容缓
北京正在逐步破坏包括要求各国为其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在内的国际既成规范，并已取得惊人进展。联合成为相关措施的重要场域。在那里，中国政府骚扰人权专家，并且极力阻挠独立的公民社会团体参与各项会议。北京胁迫各国政府支持其反人权议程，甚至未经同意就在自己发布的声明中签上其他国家的名字。
五十位联合国人权专家已发出呼吁，要求举行紧急辩论、召开特别会议并设立一位专门调查中国侵犯人权的特别报告员。拜登政府应支持这一请求。华盛顿还应当依照《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条约的规定，帮助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在内的中国压迫政策受害者收集并保存其遭受侵犯的证据，以便提出申诉。中国官员知道本国政府不会追究他们的侵权行为，但他们很在意来自国际的批评——乃至可能以大动作回应。例如，北京曾邀请数百名外交官、记者和宗教人士参加样板旅游，企图掩饰侵犯人权行为，制造其治疆政策普获支持的假象。以新疆侵犯人权的范围和规模之大，将来可能招致国际审查与法律责任，应该足以令负责的中国官员感到自危。
中国正在破坏的人权规范是全球性的，其后果也将祸及全球。
拜登领导下的美国若要在联合国对抗中国的反人权议程，就必须领导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结成联盟。这些国家应当为联合国主要职位推出候选人，参与具影响力的联合国机构，并坚定支持独立的公民社会团体——特别是对中国政府有所批判者——出席联合国活动。
但这样的协调工作不应限于联合国。民主国家可以用来让侵犯人权者承担后果的最佳工具，大多需要许多国家同时采用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对加害者的针对性制裁即为一例。今年夏天，北京对香港实施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作为回应，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国和新西兰在内的几个国家已宣布中止与香港的引渡条约。更多这种协调一致的行动，可能说服中国官员改弦易辙。
拜登政府应寻求恢复华盛顿与中国各地独立公民社会残存力量的联系，包括维权人士、学者、律师和宗教领袖。习近平政府已迫使许多倡导出格观点或批评执政当局的人士噤声、入狱或流亡海外，例如蔡霞和罗冠聪。这些人不惧犠牲，只为促使北京落实人权承诺——据说这也是美国的努力目标。
它是国内事务
拜登政府不仅应将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敌视作为外交政策的急务，也应作为国内政策的重点。根据在美国大学留学或工作的中国公民，包括少数民族人士指出，北京企图通过监视课堂讨论和威胁家属等各种手段来控制他们。当受害者向美国执法部门或其他机构求助时，经常得不到理解。此外，历届美国政府从未尽职防范美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时实施或助长人权侵犯。
新政府应该考虑增设一个特别大使职位，拉近最了解中国事务的美国国务院与其他国内机构之间的差距。举例来说，这名新官员可以协助执法单位和教育机构应对源自北京的侵犯人权行为，甚至将这些国内议题纳入美国外交政策建制的工作重点。这名官员还可以致力对抗特朗普总统以言论挑起的反华种族主义，强调一个尊重人权的美国政府将保护——而非妖魔化——华裔社群。
中国境内人权侵犯的后果将波及全球：最明显的例证或许就是新冠肺炎危机，它的恶化缘于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言论审查。习近平政府对全球人权的威胁已较四年前更为严重。拜登政府的任务艰巨，但首先应将人权作为其对华政策的重中之重，修复其国际同盟，并强化各种人权机构。若能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将为全世界努力争取自己权利的人们带来些许宽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