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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曼德拉难题

中国政府有个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难题。

中国政府有个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难题。

当曼德拉过世的消息于12月5日传出,中国官方媒体与全球一致颂扬这位由前政治犯成为普受爱戴的南非总统。国家主席习近平赞扬曼德拉是“享誉世界的政治家”,同时国营的中央电视台称他是“中国的老朋友”。在这些最初的赞辞中显然缺席的是“自由”、“民主”这些字眼,曼德拉曾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也从未被提及。

这毫不令人意外。对掌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处理曼德拉的死讯是一次扭曲语言的惊险演练,以便区隔他和中国自己的诺奖得主兼和平转型倡导者:作家刘晓波。

12月11日,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反守为攻,指控“西方媒体”试图“刻意突显狱中的刘晓波,将他吹捧为‘中国曼德拉’”。目的?转移焦点,避免人们注意到普受世人怀念的前南非总统与东北辽宁锦州监狱里这位安静、低调的中国作家之间的惊人相似。

但这说来容易做来难。

曼德拉和刘晓波象徵著个人的勇气,在压倒性的劣势中坚持挑战侵犯人权的现状。曼德拉扳倒了歧视性的“种族隔离(apartheid)”制度,即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自1948年开始实施的强迫性种族区隔。刘晓波质疑中国共产党拒绝尊重人权与自由,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中国本身的宪法。这两人都因为国家滥用暴力而又免责的行为而益发坚定其立场。以曼德拉来说,是1960年的沙佩维尔屠杀(Sharpeville Massacre),当时警方在沙佩维尔镇枪杀了69名手无寸铁的反种族隔离示威人士。促使刘晓波与中国政府走向公开对立的事件则是1989年的六四屠杀,人民解放军部队于1989年6月3日到4日之间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射杀了不明人数的无武装公民。

曼德拉和刘晓波都曾参与起草崇尚人权与民主的文件,从而描绘出另一个政治选项,暴露暴虐政府的正当性缺陷。曼德拉是1955年反对派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组织者之一,制定出南非《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以“南非属于其所有居民,不分肤色黑白”的主张向种族隔离制度发出挑战。刘晓波则是《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之一,这份宣言明白提倡将人权、民主和法治做为中国政府制度的核心。

他们为这些挑战付出了代价。曼德拉以叛国、毁损和阴谋推翻政府等罪名在狱中度过27年,而中国法院则在2009年以莫须有的“颠覆”罪名判处刘晓波11年徒刑。曼德拉入狱后,政府禁止他的照片出版流通,企图将他从公众集体记忆中抹消。中国官方媒体也以类似的审查制度对付刘晓波,无论网络和印刷媒体都不准提到刘的名字、发表他的作品或述及他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事迹。

两人的家属也都因他们的行动而牵连受难。曼德拉的妻子和女儿遭警方严密监视数十年,最后被流放到国内偏远的阿非利卡人(Afrikaner)城镇布兰德堡(Brandfort)。现在,中国警方据报导也折磨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自他赢得诺贝尔奖之后,即对刘霞实施惩罚性的非法软禁,形同将她单独监禁在北京家中。8月,北京法院又将他的妻弟刘辉以诈骗罪判刑11年,其家人认为该案纯属凭空捏造的政治案件。

然而,你不会在中国官方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比较。中国政府反而依据其宣传需要而扭曲了曼德拉的历史形象:曼德拉被形容为中国共产革命和孙子兵法的仰慕者。直到曼德拉的新闻热潮随著他在12月15日安葬而逐渐消退后,中国政府才能松一口气,期待他和刘晓波的难堪对比随之入土为安。

但是曼德拉对中国政府的教训──与警示──在于:勇于向暴政说真话的人终将战胜其捕获者的高墙和恶毒诽谤。这项警告同样适用于那些垂涎想像中的经济利益而轻易受到蛊惑,不愿认真关切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包括监禁刘晓波──的其他国家。

刘晓波在2009年12月29日庭审时,自信地向即将对他判刑的中国政府宣称他所坚持的理念终将获胜,此举如同间接向曼德拉致意。

“我早已意识到,当一个独立知识分子起身对抗专制的国家,追求自由的第一步就是走进监狱,”他说。“现在我已跨出这一步,距离真正的自由也就更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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