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特区，2014年7月28日）－人权观察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在今天发布的联名报告中指出，美国的大规模监听对美国记者和律师的工作造成严重妨碍。两组织表示，监听损及媒体自由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且最终将妨害美国民众向政府问责的能力。
监听对新闻报导的影响
该报告访谈约50名来自《纽约时报》、美联社、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等媒体的国安和情治新闻记者。
美国长久以来自诩为媒体自由的全球翘楚。然而，该报告访谈的记者们发现，监听正在侵害他们报导公众高度关注事项的能力。
监听已促使记者及其信息源更加关注政府对泄密行为的打压。这方面的打压包括：增加情报官员与媒体接触的限制；加强检控泄密案件；以及内部威胁项目（Insider Threat Program），即要求联邦官员互相举报“可疑”行为，乃至出卖对方的泄密意图。
本报告访谈的记者表示，监听使信息源感到威胁，即使只是讨论非机密性的公共议题也更加犹䂊。信息源担心失去安全许可（security clearances）、被解雇或─最坏情况─遭到刑事犯罪调查。
“人们越来越不敢谈论任何事情，”一名普立兹新闻奖得主观察到这种现象，包括受到公众正当关注的非机密事项。
许多记者谈到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下采用细致的技巧保护他们与信息源互动的证据。这些技巧从使用加密和物理隔离（air-gapped）电脑（即完全隔离在不安全网络，包括互联网，之外），到使用一次性（用过即抛）手机（“burner” phones）与信息源联系，到完全放弃电子通讯。这些手续繁复的新技术使记者动作迟缓，加上信息源日益小心谨慎，导致公众能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少。
人权观察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是，公众更难获取有关政府活动的重要信息，媒体也更难扮演制衡政府的角色。
记者们担心他们不再被视为制衡政府的要素和健全民主辩论的必要伙伴，反而为了执行工作而被当做犯罪嫌疑人。一位知名记者说出大家的心声：“我不要被政府逼著像间谍一样工作。我不是间谍，我是记者。”
监听对法律实施的影响
对律师而言，大规模监听使他们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担专业责任，为其委托人的相关信息保密。若无法尽到责任，他们可能面临专业组织的惩戒甚至司法诉讼。
律师也必须靠著与委托人的信息交流来建立信任和拟定诉讼策略。对政府监听的疑虑使律师─尤其但不限于刑事辩护律师─更难与委托人建立信任或保护诉讼策略。两者都会损害律师有效代理委托人的能力。
和记者一样，律师日益感到压力，必须运用策略避免留下可被监视的数字足迹。有些人使用一次性手机，其他人寻求安全科技，还有些人报导说他们为了面对面会谈而增加旅行次数。如同记者，有些律师对陷入这种情况也感到沮丧甚至愤怒。“我绝不要为了替我的委托人保守秘密而被迫像毒贩一样鬼鬼祟祟，”一名律师说。
人权观察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现，对保密性产生疑虑的结果，已使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受到侵蚀，而后者是人权法和美国宪法所保障程序正义的支柱。
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国家安全，依据人权标准，它也可以通过监听达到目的，但监听必须限于合法、必要且合乎比例的范围，必须采用最低侵入性的方式，而且必须是针对有害国家安全的实际威胁。许多既有的监听项目都带有歧视性或过于广泛，对言论自由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造成威胁，并降低公众向政府问责的能力。一些允许监听非美国公民的项目所提供的保护机制更少。人权观察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美国政府应改革其监听项目，确保它们具有明确对象和正当性，提高国安和监听事项的透明度，并采取措施加强对内部告发者（whistleblowers）和媒体的保护。
“美国政府自诩为自由和民主的典范，但它的监听项目已威胁到它自己声称代表的价值，”辛哈说。“美国政府应正视其大量监听项目损害许多极为重要权利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