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刑事司法系统广受国际社会关注，因当局处决的毒品罪犯数量为十多年来最高，包括近20年来首位被处死的女性。 9月总统选举前夕，新加坡政府骚扰、恐吓、迫害公民社会行动者和独立媒体从业人员。选举结果由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胜出，担任主要负责仪式性事务的总统一职。
新加坡废除了《刑事法第377A条》，这是殖民时代将男性间性关系定为犯罪的条款。 6月24日举行的第15届“粉红点“骄傲游行以 “欢庆所有家庭形式”为活动主题，吸引数千名参与者。然而，由于新加坡政府已批准一项宪法修正案，禁止对现行一男一女的婚姻定义提出法律挑战，新加坡的婚姻平权之路依然困难重重。
刑事司法制度
依据新加坡法律，毒品相关罪行和其他罪行须判以死刑。新加坡政府无视国际社会谴责声浪，坚持有必要重启处死毒品犯的规定。此前死刑因新冠疫情暂停执行两年，于2022年3月恢复。
截至2023年11月，自死刑恢复后新加坡已处决了16名毒品罪犯。 4月26日，谭加拉朱（Tagaraju Suppia）因涉嫌在2013年走私一公斤大麻而被处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曾针对此案紧急呼吁停止行刑，理由是死刑不适合用于贩毒罪，也不符合 “国际规范和标准”。
在2023年7月至8月的一周内，新加坡连续处决了三个犯人，包括近20年来首位被行刑的女性莎莉迪威．迪加玛尼（Saridewi Djamani）。
妇女和女童权利
新加坡的妇女和女孩遭受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以及各种形式的职场歧视，包括怀孕员工缺乏法律保护。职场性骚扰仍然普遍存在，迫使女性离开工作岗位，财务稳定受影响。新加坡政府将旨在防止职场歧视的《劳资政公平雇佣指导原则》列入法律，为劳工权益迈出了积极的一步。新加坡政府尚未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暴力和骚扰公约》（第190号），该公约要求提供全面保护，终结工作领域的暴力和骚扰，包括基于性别的暴力。
言论自由
新加坡经常使用过于宽泛及严格的法律来压制对政府的批评、限制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
2019年颁布的《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简称《防假信息法》）赋予政府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来审查在线内容。新加坡政府今年多次援引这项法律，打压、调查及迫害独立媒体、反对派政治人物和持批评态度的公民社会行动者，强迫他们刊布政府擅自裁示的“更正”，并威吓其他人自我审查。
5月，新加坡政府针对《网络公民》（The Online Citizen）刊登的一篇指控警方的文章，向主编许渊臣下达命令，要求他更正文章内容。当局此前曾多次针对许渊臣和《网络公民》批评政府的报导施压。 《网络公民》因饱受政府法律骚扰之苦，已迁出新加坡营运。
6月，当局依据《防假信息法》对独立媒体《亚洲前哨报》（Asia Sentinel）施压，因该媒体于5月24日刊载了关于加坡吹哨人遭报复的报导。 《亚洲前哨报》拒绝刊出当局的更正通知，随即遭当局屏蔽。 《亚洲前哨报》在声明中指出，《防假信息法》是新加坡政府蓄意用来压制批评者的“严厉法规”。
7月，新加坡政府颁布《网络犯罪危害法令》（Online Criminal Harms Act），赋予政府更多广泛权力，可依据极为宽泛、可能损害言论自由的理由限制及删除网络内容。
《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案》（Foreign Interference (countermeasures) Act）中的 “敌意资讯宣传”条款赋予内政部长广泛的权力，可以要求移除或屏蔽网路内容、强制发布新加坡政府拟定的讯息、禁止线上应用程式在新加坡提供下载，以及要求网路和社交媒体公司揭露资料。严厉的刑事处罚更加强了法律赋予部长的职权，而司法覆核仅限于程序问题。新加坡政府还可指定“具政治影响力者”，要求他们在资金收受上遵守严格限制，并公开与外国人士的一切往来。该法语言宽泛，将多项公民社会行动者、学者，以及与非新加坡人士接触的记者所从事的例行活动涵盖其中。
集会自由
新加坡政府持续执行《公共秩序法》，严格限制和平集会的权利。凡是 “与宣传理念有关”的集会，不论在公共场所举行，或属开放公众参加的私人场合，都需向警方申请许可。 “集会”的定义极为宽泛，未得许可即集会将面临刑事指控。 《公共秩序法》规定，警察局长有权拒发许可给有外国人士参与、 “具政治目的”的集会或游行。
打压人权捍卫者
新加坡政府还以保护司法制度为由，迫使人权捍卫者噤声，以打压批评意见。
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Mary Lawlor）致函新加坡政府的信件内容于2023年1月公开，信中对新加坡政府的行为深表关切，理由是新加坡政府针对人权捍卫者韩俐颖（Kirsten Han）和侯洛奇（Rocky Howe，译音）反对新加坡死刑制的主张对他们施加压制与恐吓。
3月，新加坡高等法院将人权捍卫者兼律师拉维（Ravi Madasamy）的律师执照吊销五年。
拉维为死囚辩护扮演重要角色。他尖锐的批评引发新加坡政府、法院和法律体系的不满，新加坡政府多次声称他的言论损害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