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刑事司法系統廣受國際社會關注，因當局處決的毒品罪犯數量為十多年來最高，包括近20年來首位被處死的女性。9月總統選舉前夕，新加坡政府騷擾、恐嚇、迫害公民社會行動者和獨立媒體從業人員。選舉結果由前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尚達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勝出，擔任主要負責儀式性事務的總統一職。
新加坡廢除了《刑事法第377A條》，這是殖民時代將男性間性關係定為犯罪的條款。6月24日舉行的第15屆「粉紅點」驕傲遊行以「歡慶所有家庭形式」為活動主題，吸引數千名參與者。然而，由於新加坡政府已批准一項憲法修正案，禁止對現行一男一女的婚姻定義提出法律挑戰，新加坡的婚姻平權之路依然困難重重。
刑事司法制度
依據新加坡法律，毒品相關罪行和其他罪行須判以死刑。新加坡政府無視國際社會譴責聲浪，堅持有必要重啟處死毒品犯的規定。此前死刑因新冠疫情暫停執行兩年，於2022年3月恢復。
截至2023年11月，自死刑恢復後新加坡已處決了16名毒品罪犯。4月26日，譚加拉朱（Tagaraju Suppia）因涉嫌在2013年走私一公斤大麻而被處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曾針對此案緊急呼籲停止行刑，理由是死刑不適合用於販毒罪，也不符合「國際規範和標準」。
在2023年7月至8月的一週內，新加坡連續處決了三個犯人，包括近20年來首位被行刑的女性莎莉迪威．迪加瑪尼（Saridewi Djamani）。
婦女和女童權利
新加坡的婦女和女孩遭受性暴力和基於性別的暴力，以及各種形式的職場歧視，包括懷孕員工缺乏法律保護。職場性騷擾仍然普遍存在，迫使女性離開工作崗位，財務穩定受影響。新加坡政府將旨在防止職場歧視的《勞資政公平僱傭指導原則》列入法律，為勞工權益邁出了積極的一步。新加坡政府尚未批准國際勞工組織的《暴力和騷擾公約》（第190號），該公約要求提供全面保護，終結工作領域的暴力和騷擾，包括基於性別的暴力。
言論自由
新加坡經常使用過於寬泛及嚴格的法律來壓制對政府的批評、限制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的權利。
2019年頒布的《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案》（簡稱《防假信息法》）賦予政府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來審查在線內容。新加坡政府今年多次援引這項法律，打壓、調查及迫害獨立媒體、反對派政治人物和持批評態度的公民社會行動者，強迫他們刊布政府擅自裁示的「更正」，並威嚇其他人自我審查。
5月，新加坡政府針對《網絡公民》（The Online Citizen）刊登的一篇指控警方的文章，向主編許淵臣下達命令，要求他更正文章內容。當局此前曾多次針對許淵臣和《網絡公民》批評政府的報導施壓。《網絡公民》因飽受政府法律騷擾之苦，已遷出新加坡營運。
6月，當局依據《防假信息法》對獨立媒體《亞洲前哨報》（Asia Sentinel）施壓，因該媒體於5月24日刊載了關於加坡吹哨人遭報復的報導。《亞洲前哨報》拒絕刊出當局的更正通知，隨即遭當局屏蔽。《亞洲前哨報》在聲明中指出，《防假信息法》是新加坡政府蓄意用來壓制批評者的「嚴厲法規」。
7月，新加坡政府頒布《網絡犯罪危害法令》（Online Criminal Harms Act），賦予政府更多廣泛權力，可依據極為寬泛、可能損害言論自由的理由限制及刪除網絡內容。
《防止外來干預（對應措施）法案》（Foreign Interference (countermeasures) Act）中的「敵意資訊宣傳」條款賦予內政部長廣泛的權力，可以要求移除或屏蔽網路內容、強制發佈新加坡政府擬定的訊息、禁止線上應用程式在新加坡提供下載，以及要求網路和社交媒體公司揭露資料。嚴厲的刑事處罰更加強了法律賦予部長的職權，而司法覆核僅限於程序問題。新加坡政府還可指定「具政治影響力者」，要求他們在資金收受上遵守嚴格限制，並公開與外國人士的一切往來。該法語言寬泛，將多項公民社會行動者、學者，以及與非新加坡人士接觸的記者所從事的例行活動涵蓋其中。
集會自由
新加坡政府持續執行《公共秩序法》，嚴格限制和平集會的權利。凡是「與宣傳理念有關」的集會，不論在公共場所舉行，或屬開放公眾參加的私人場合，都需向警方申請許可。「集會」的定義極為寬泛，未得許可即集會將面臨刑事指控。 《公共秩序法》規定，警察局長有權拒發許可給有外國人士參與、「具政治目的」的集會或遊行。
打壓人權捍衛者
新加坡政府還以保護司法制度為由，迫使人權捍衛者噤聲，以打壓批評意見。
聯合國人權捍衛者處境特別報告員瑪麗．勞勒（Mary Lawlor）致函新加坡政府的信件內容於2023年1月公開，信中對新加坡政府的行為深表關切，理由是新加坡政府針對人權捍衛者韓俐穎（Kirsten Han）和侯洛奇（Rocky Howe，譯音）反對新加坡死刑制的主張對他們施加壓制與恐嚇。
3月，新加坡高等法院將人權捍衛者兼律師拉維（Ravi Madasamy）的律師執照吊銷五年。
拉維為死囚辯護扮演重要角色。他尖銳的批評引發新加坡政府、法院和法律體系的不滿，新加坡政府多次聲稱他的言論損害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