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已进入数十年未见的乱局。一度充满希望的阿拉伯之春,已随著遍地冲突与压迫而消逝。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中东和亚非各地大规模杀害、威胁平民。冷战式的紧张对立在乌克兰升起,甚至导致一架民航机惨遭击落。有时让人觉得世界正在崩溃。

许多国家政府为应对这种乱局而轻忽或放弃人权。直接受到混乱冲击的各国政府,往往急于寻求借口去镇压民间民主改革的压力。其他大国政府通常倾向维持与专制政权的熟悉关系,而不愿与人民统治的不确定相周旋。有些国家的政府持续提出人权关切,但许多政府似已接受当前重大安全威胁先于人权问题的结论。面对眼前的困难,他们似乎主张人权是天下太平时的奢侈品,必须暂时抛在脑后。

这种人权其次的想法既错误又短视,将带来不利后果。人权侵害是造成或加剧今日许多危机的主要原因。保护人权并确保人民能参与政府解决危机的决策,则是解决问题的钥匙。特别是在面临挑战和艰困决定的时期,应以人权作为政治行动的根本指南针。

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
去年爆发最引人注目的挑战,就是自诩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又称ISIS)的极端主义组织。ISIS大批处决被俘战士和他们看不顺眼的平民,令人不寒而栗。作为一个逊尼派武装团体,它指名威胁雅兹迪人、土库曼人、库德人、什叶派、甚至其他不接受其对伊斯兰法律极端诠释的逊尼派人士。它的战士对雅兹迪妇女和少女加以奴役、强迫结婚和强暴,并且将记者和人道工作者斩首,还录成骇人的影片。很少有一个武装团体引发如此广泛的厌恶和对抗。

但ISIS的出现绝非平白无故。其部分原因在于美国2003年起领导进攻并占领伊拉克造成当地安全真空,以及虐待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等美军拘留所的囚犯。湾岸各国政府及其公民对极端组织的金援也扮演了一定角色。近來,伊拉克和敘利亞政府的宗派主义政策,以及国际社会对两国严重人权侵犯的漠视,成为重要因素。倘若任由导致ISIS的各种条件继续恶化,可能使该组织对伊叙两国的控制加深,并扩展到黎巴嫩、约旦、利比亚和其他地区。

伊拉克
在伊拉克,ISIS的出现主要缘于前总理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的暴虐宗派统治及其导致的逊尼派社群激进化。仗著伊朗撑腰,马利基把伊拉克安全部队置于个人控制之下,并支持什叶派成立民兵组织,而许多什叶派民兵粗暴压迫逊尼派少数群体。逊尼派受排斥不得担任某些政府职务,被以过分宽泛的新法律加以围捕和任意拘押,还遭到草率处决和无区别轰炸。

压迫有多严重,从它的效果即可掂量。ISIS的前身,伊拉克盖达组织(Al-Qaeda in Iraq,简称AQI)过去被打败,是因为敌方得到伊拉克西部名为觉醒委员会(Awakening Councils)的逊尼派部落军事同盟协助。如今,当年几乎独力击溃AQI的这些部落,许多都担心遭到亲政府安全部队的屠杀和迫害,以至当2014年冲突爆发时,他们觉得对抗政府军比对抗ISIS更有利自身安全。

人权组织不停呼吁关注马利基的暴虐统治,但美、英等国急于摆脱军事干预伊拉克的问题,因此大都对伊拉克宗派统治视而不见,甚至提供武器火上浇油。

今天,各界已普遍认知过去对马利基暴行的漠视是一个错误。他终于被迫下台,换上海德尔・阿巴迪,后者承诺要迈向更具包容性的治理形式。但随著西方持续向伊拉克输送军事援助,暴虐的宗派主义仍未终结。马利基继续担任伊拉克的三名副总统之一,同时该国羸弱的政府大幅提高对什叶派民兵的倚赖,允许什叶派动员近百万战士却不受政府监督或规制。事实上,由于伊拉克政府军散乱,这些民兵已成为对抗ISIS的主要地面部队,但他们将逊尼派一概视为ISIS同路人而不断加以杀戮和族群清洗。这种暴行若不受遏止,什叶派民兵恐怕更有助于ISIS吸收新血,而非在战场上加以击败。

在此同时,伊拉克政府并未停止对平民区域的无区别军事攻击,也未曾释放无故被捕或已服完刑期的大量囚犯。司法机关的贪腐和滥权未见改革;阿巴迪也尚未实践诺言,终结暴虐、排斥异己的统治。长远而言,若要保护平民免于ISIS的暴行,落实上述改革至少和军事行动同等重要。

叙利亚
在叙利亚,ISIS的崛起得力于许多因素,包括该国与土耳其边界的管制漏洞百出,使外国政府装备和金援的战士能够不断涌入。许多人随即加入这个极端组织。ISIS并且向其控制领域的居民榨取保护费和“税金”,并出口叙利亚原油和古董,以获取资金。

借著上述各种基础,ISIS逐渐将自己描绘为最有能力对抗残暴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及其部队的势力。阿萨德部队采取恶毒手段,故意攻击恰巧居住在反对派控制区的平民,借以减少这些地区的人口,并惩罚被视为同情叛军的人。

自从叙利亚政府交出化学武器以后,它最令人发指的武器是桶爆弹,即装满炸药和金属碎片的汽油桶或类似容器。伊拉克空军虽也用过这种武器,但叙利亚使它更加恶名昭彰,叙利亚空军通常利用直升机从很高的高空投掷桶爆弹,以避开防空炮火的攻击。但从这种高度,桶爆弹不可能精确命中任何目标。它在坠落过程中会不断翻滚,使内容物来回移动而发出可怕的碰撞声,直到触地爆炸。

桶爆弹非常不精确,以至叙利亚政府军不敢在交战前线附近使用,以免伤及自己的士兵。相对地,叙军经常将它用在叛军根据地,不顾它会摧毁公寓、医院、学校和其他民生设施。这些无区别杀伤武器已导致许多平民生活如此悲惨,以至有些没有逃出国外的家庭选择迁居到前线附近,宁可面对勇猛的狙击手和炮弹,也不愿再忍受桶爆弹的恐怖。

当叙利亚政府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施压阿萨德停止并交出化武。但当叙利亚政府用桶爆弹、集束炸弹、燃烧武器、无导向火箭弹等传统武器进行无区别攻击而杀死更多不计其数的平民,安理会大部分袖手旁观。有几个国家曾谴责屠杀,但很少进一步努力施压以终止杀戮。

俄罗斯利用安理会否决权阻止各国一致努力终结这场屠杀。即便安理会已在俄国赞同下要求停止无区别攻击,俄国,以及伊朗,仍旧拒绝运用其对大马士革的巨大影响力对该国施压以终结这种攻击行为。将叙利亚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以处置冲突各方的重大国际法罪行这一措施,虽然得到逾65国支持,照样被俄国封杀。

美国已拉起对抗ISIS的联盟,但没有一个国家──不论与之敌对的国家如美国,或为之撑腰的俄国、伊朗等国──向阿萨德施压,要求他停止屠戮平民。这两者不能也不应这么轻易被当做两回事。

这种双重标准为ISIS徵兵者送上了大礼,让他们把自己描绘成唯一有意愿且有能力对抗阿萨德暴政的力量。光是向ISIS进攻,显然无法断绝它这种吸引力。关注并保护更广大的叙利亚民众是当务之急。

埃及压迫加剧
在埃及,由军事将领转任总统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所领导的残暴政权,正试图压抑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带动的民主意识。推翻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威权统治的大起义,为埃及带来首次自由公平的选举,并由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y)胜出。穆尔西政府的统治方式令许多埃及人担忧(不论是否正当)它将渐渐形成一个严厉的伊斯兰政权,但它的滥权程度远远不及军方政府2013年6月30日罢黜穆尔西之后所加于埃及人民的暴政。

塞西领导的军事政变导致兄弟会及其支持者惨遭蹂躏。2013年8月14日短短12小时之内,塞西和内政部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Mohamed Ibrahim)麾下的安全部队有系统地枪杀了至少817名在开罗拉比亚广场(Rab’a Square)大致和平的抗议者,当时这些人正在进行为期一周抗议罢黜穆尔西的静坐示威。

安全部队宣称开枪是为了自卫,但军方只有少数几人死伤,却有大量抗议者遭到狙击手或其他枪手射杀,许多人甚至是在送医途中遇害。埃及当局事先即计划暴力驱散这场为期一周的静坐行动,而且充分预期会造成大量死亡。这是近期历史上对于抗议者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死亡人数起码仅次于1989年中国对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镇压。

政变之后,塞西的安全部队在往往未经起诉或审判之下监禁了数万名疑似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同时也拘押了许多无宗教背景的维权人士。埃及法院连表面上的公正都不顾,不经个别质证、也不允许作有意义的辩护,就通过集体审判将数百人判处死刑。

国际社会面对这场前所未见的镇压,却可耻地未予积极应对。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27个国家要求埃及调查拉比亚广场屠杀事件,但未获理事会多数支持。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无意审视埃及军政府的暴行。事实上,尽管华府因委内瑞拉安全部队残暴镇压抗议、夺走不过数十名抗议人士生命(受害者当然更多)就要对委国官员实施个别制裁(我们支持此举),但面对埃及政府谋杀近千名拉比亚广场抗议者,美国却抗拒对埃及实施制裁。

虽然奥巴马政府不愿将埃及政权交替称为“政变”以免在美国法律上衍生更多问题,国会仍然删减了部分军事援助。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则一再毫无根据地谈论埃及正在朝向民主转型。如今,国会既已通过对现行军援条件增列国家安全豁免条款,美国政府似乎可能在开罗持续铁腕镇压下恢复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军事援助。美国如此急于重启军援,因其已将政策优先置于拉拢埃及军方压制西奈半岛暴动、支持以军在加沙对抗哈马斯以及支援叙利亚、伊拉克的反ISIS战争,而非支持埃及人民的人权。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政府也没有积极扭转塞西的空前镇压。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急切地帮助埃及打压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借伊斯兰教维护其合法性的国家,它们显然相当惧怕一种以伊斯兰名义拥抱民主选举的宗教运动。它们投注数十亿美元支持塞西的镇压计划,同时为兄弟会贴上恐怖组织的标签。阿联酋并在国内猎捕其认为代表兄弟会观点的人士。

塞西政府得到的国际支持不仅摧毁埃及走向民主的希望,还对整个地区送出一个强烈信号。ISIS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暴力是伊斯兰派夺取权力的唯一途径,因为当他们通过公平选举赢得政权却被赶下台时,国际社会几乎默不吭声。再一次,某些强国为眼前利益压迫穆斯林兄弟会的权宜之计,为整个区域的政治前景带来了长远的祸害。

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
去年以色列建设了更多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进行了更多以牙还牙的暴力攻击,并在加沙发动新一轮血腥武装冲突。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居民集中点发射了数千枚无区别杀伤性火箭弹和迫击炮弹。哈马斯及其盟友数度由人口稠密区发动攻击,并不经审判迳行处决有叛徒嫌疑的巴勒斯坦人,导致巴勒斯坦平民面临不必要的危险。

以色列投射数千枚火箭弹、炸弹和炮弹,对合法军事目标采取宽松定义,发动毫无明确军事目标的攻击行动,对平民死伤漠不关心,导致加沙大约1,500人死亡以及平民住宅和基础建设的空前破坏。在西岸占领区,以色列不仅扩张定居点,还持续对巴勒斯坦民宅进行无区别和惩罚性的拆除,同时使用不必要的致命武力攻击巴勒斯坦人,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名巴人死亡。

以色列一向很少追究本国部队严重战争罪行的责任;哈马斯甚至从不调查巴勒斯坦战士的侵权行为。国际刑事法院的介入可能有助遏制双方触犯战争罪,并使受害者获得伸张正义的一丝希望。凭著联合国观察员国的地位,巴勒斯坦享有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资格,而它也在新年伊始提出了这项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将对在巴勒斯坦境内发生或发 起的战争罪行拥有司法管辖权;换言之,该法院的职权将适用于以巴冲突双方。

然而,美国和欧盟首要各国为了阻止这项发展,而对巴勒斯坦施加不当压力,反对其加入这一设于海牙的法院。它们的理由是国际刑事法院介入将无助于垂死的和平进程。但它们面对其他地方的大规模战争罪行时,几乎一向采取相反立场,认为约束这些犯罪往往是建立信任的前提,而这种信任是建设性的和平谈判所必要。从未有人提出可靠的解释,说明为何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应被视为例外,不适用上述通则。

西方国家的真正动机是要保护以色列避免受到起诉。这种双重标准损害了国际司法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与正当性。它让批评者更加理直气壮,宣称国际司法只是用来惩罚没有强大盟邦的弱小国家。

博科圣地蹂躏尼日利亚
战乱压倒人权的问题不仅限于中东。人权问题是尼日利亚(或译奈及利亚)冲突的核心,当地伊斯兰武装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同时攻击平民和尼日利亚安全部队。该武装组织因在市场、清真寺和学校安装炸弹杀害数千平民而以作风残忍闻名。过去一年,博科圣地在该国东北部绑架了数百名女学生和年轻妇女。其中有些被强迫和战士结婚,遭受性暴力。4月的大规模绑架案引发一场名为“把女孩还给我们(#BringBackOurGirls)”的全球性社交媒体运动,但该案受害者和其他许多人仍未获释。

富产石油的尼日利亚应该有能力部署一支尊重人权的专业军队,保护尼国人民免受该暴虐组织迫害。然而,该国领导人坐视政府军装备不良,不愿认真抵抗博科圣地攻势。

当政府军有所行动,通常采取侵权方式,例如围捕数以百计疑似支持博科圣地的男人和男童,把他们拘押在不人道的环境下,予以肢体虐待甚或杀害他们。许多其他社区成员则据称被安全部队强迫失踪。据报,3月有一群被疑为博科圣地人士从恶名昭彰的拘留所吉瓦营区(Giwa Barracks)逃脱,其中数百人遭尼日利亚安全部队逮回后,未经审判即被处决。

这些暴行持续缺乏问责,导致尼日利亚各盟邦担心自己成为侵权共犯而难以提供安全援助。尼日利亚领导人无法约束安全部队,也让原本愿意提供情报的当地社群与当局疏远。如欲“赢回民心”,政府必须对军方被控滥权行为进行公开透明的调查,并惩办违法者。

肯尼亚暴虐应对青年党攻势
如同尼日利亚,肯尼亚(或译肯亚)平民遭受极端攻击剧增的部分原因也来自安全部队的暴行。索马里(或译索马利亚)伊斯兰叛乱组织青年党(Al-Shabaab)向肯尼亚首都内罗毕(Nairobi)一家购物商场、滨海的姆佩克托尼(Mpeketoni)和附近村庄、以及东北部蒙德拉县(Mandera)发动了历来最大的一波攻击。

肯尼亚也以暴虐方式回应。安全部队的行动未能令人对其反击能力产生信心,反而造成民众愤怒与不信任。4月,在内罗毕遭到一连串炸弹与手榴弹袭击后,军方和警察在该市伊斯特莱区(Eastleigh)发动“乌萨拉马守望行动(Operation Usalama Watch)”。这场广泛打击行动造成已登记的寻求庇护者与难民、无证的索马里人和其他外籍人士以及索马里裔肯尼亚公民的人权遭受侵害。和过往的类似行动同样,肯尼亚警方任意拘押数千人,使用过当武力,突袭搜索民宅,勒索居民并对索马里裔人士施暴。

同时,愈来愈多证据显示肯尼亚反恐单位将恐怖活动涉嫌人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而非移送法办。政府漠视舆论非议,反而授与安全部队更大权力并加强立法控制媒体、公民社会及其他独立批评声音,企图令知情人士封口。捐助国政府,特别是为肯尼亚安全机构提供大量反恐援助的美、英两国,面对上述侵权行径的证据日益增多,却迟疑不愿回应。

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
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东部叛军提供军事援助,对西方各国政府构成重大政治及安全挑战。此一争端的核心涉及主权议题,人权观察对此不采取任何立场。不过,西方对俄罗斯过去两年人权侵害逐渐加剧的反应相对微弱,很可能造成乌克兰危机更加严重。

西方各国政府对俄罗斯施加包括针对性制裁(targeted sanctions)在内的强大压力,促其撤出克里米亚并停止援助叛军。然而,大部分西方国家要不是低估普亭重返克里姆林宫后威权统治的增长,就是还在审慎考量对策。

由于担忧可能发生“颜色革命”,克里姆林宫2012年开始对政治异见进行自苏联时代以后最严厉的镇压。借由打击人权组织、异议人士、独立记者、和平抗议者和互联网批评者,俄罗斯政府彻底地降低了批判言论向大量民众传播的可能性。由此形成的封闭信息系统使克里姆林宫能够压制绝大部分对其在乌克兰行动的公开批评。任何企图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努力,都应以保障俄罗斯人民政治权利为核心之一,但目前并非如此。

同样的道理,由于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看似陷入一场新的冷战,西方各国也有意无意地退回一种善恶对抗的心态。为了将乌克兰描绘成遭受俄罗斯侵略的无辜受害者,西方各国不愿质疑乌克兰的种种不当行为,无论是动用惯于虐待囚犯的“志愿军”,或是向平民居住地区发射无区别杀伤武器。同时,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部队本身也严重虐囚,并由住宅区发射火箭弹导致平民陷于危险。本来,尊重国际人道法应是加诸双方的原则性诉求,而且一旦成功,将使冲突降温而提高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但因西方各国不愿处理乌克兰的侵权行为,已使这一诉求染上政治色彩。

中国镇压新疆维吾尔族
中国西北省分新疆是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家园。中国政府对人权侵犯引发当地民怨的解决之道,是更多的人权侵犯和限制。北京宣称为了打击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必须进行镇压,但它的手段是对维吾尔人强加极为严酷的歧视政策,包括禁止男性蓄胡、女性戴头巾,限制斋戒,以及宗教教育方面的公然歧视。

新疆地区针对平民和军警的致命攻击不断上升,引起中国政府高度关注但。但政府急欲将暴力归咎于“维族暴恐分子”却很少提出证据,并常规性剥夺嫌犯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导致原已饱受压抑的维吾尔人更感到国家的压迫无所不在,形成恶性循环。由于公开可得的信息非常稀少,无法有信心地评估大多被判死刑的相关罪犯是否罪有应得,或者政府的严厉反恐措施有无找错对象。

由立场温和的维族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于9月被判终身监禁重刑来看,中国政府仍然不愿区分和平批评者与暴力分子。以莫须有罪名检控和平批评者,窒息宗教和文化的自由空间,同时在维吾尔人无法与汉族移民平等竞争的情况下扩大经济开发,无异为暴力火上添油。

墨西哥反毒战争充斥滥权
2007年,时任墨西哥总统的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ón)发动“反毒战争”,下令全国安全部队对抗暴力贩毒集团。其结果是军警在全国各地实施即审即决、强迫失踪和酷刑,犯罪组织互相竞争的暴力不断上升,以及夺去逾9万墨西哥人生命的公安灾难。现任总统恩里克・佩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上任两年来尽管不再高调浮夸,但并未在遏止贪污与免责这两大暴行温床方面获致显著进展。

华府支持墨西哥“反毒战争”,为该国安全部队提供援助,同时一再赞扬其对抗贩毒集团的努力。但美国未曾直言批评该国军警犯下的可怕暴行,也没有落实美国国会对部分援助项目设立的人权条件。为避免造成重要盟邦困宭并损害双边反麻醉毒品合作及其他重点政策,欧巴马政府选择保持沉默,协助墨西哥掩饰其严重人权问题。

美国有些州已借由大麻合法化,在打击这种药品的黑市交易方面取得较大进展。欧巴马政府默许这种做法,但并未公开表示欢迎。其实白宫应该予以支持。这种做法不仅从隐私权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也是让药品贩运者难获暴利的重要步骤。

美国:中情局酷刑有罪免责
去年年底,美国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以一份经过删节的摘要,公布其对中央情报局在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政府下对恐怖活动嫌犯使用酷刑的调查报告。

奥巴马总统为宣示在其任内反对酷刑的坚定立场,就职次日便下令禁止布什政府时期的“高级侦讯技术”──即酷刑的委婉说法──并关闭大部分酷刑在其中发生的中情局秘密拘留所。但在同时,奥巴马不顾美国1994年批准的《反酷刑公约》的要求,坚持拒绝对布什政府中情局酷刑问题展开调查,遑论起诉相关官员。

奥巴马拒不允许检控,有许多可能原因。他可能担心这种检控会引发政治对立,使国会中的布什支持者不愿支持他的立法议程,即便他们本来就很少跟他合作。他可能认为这种检控不尽公平,因为司法部法律顾问室曾核定“高级侦讯技术”合法,即便参院报告指出中情局明知其做法构成酷刑,并曾寻求有政治立场的官方法律顾问为其不法行为提供合法依据。他可能认为在9・11事件后的重大安全威胁下,官员乞援于极端侦讯手法情有可原,即便参院报告显示这些手法几乎未曾取得任何可采取行动的情报,却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对反恐工作造成妨碍。

奥巴马拒绝允许检控,意味美国仍未落实在刑事法上根本禁止酷刑。这使得未来的美国总统在面临重大安全威胁时,将把酷刑视为一种政策选项。同时它严重削弱美国政府施压他国检控其国内酷刑加害者的能力,使得人权在当前迫切需要道德支持力量的时刻失去一个重要倡导之声。

参院报告所揭露的真相也要求欧洲采取行动,特别是设有中情局拘留所或协助其引渡导致酷刑的各国。迄今,意大利是唯一已经起诉涉嫌参与中情局侵权人士的欧洲国家。波兰终于承认设有秘密拘留所,但相关刑事侦办停滞不前。罗马尼亚和立陶宛则均予否认。

英国正在进行刑事侦查,但该国政府自食其言,未对英国参与引渡与酷刑进行真正独立的司法调查。认真追究欧洲涉及相关侵权的责任非常重要,不仅在于法办加害者,而且能防止他们未来再犯。

结论:人权的核心角色
在上述所有案例中,决策者总是能为轻视人权找到看似不错的理由。人权要求克制力,即便在面临重大安全挑战时,也要抗拒通常占优势的“不惜一切代價(do what it takes)”的心态。但过去一年让我们看到这种反射动作是多么短视。人权侵犯常常是这些安全挑战的起因,而持续的侵犯往往导致挑战加剧。

人权并非对政府的任意限制。人权反映普遍共享、根深柢固的基本价值,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是人性尊严与自主的必要保障。背离这些价值很少得到好的结果。解决安全挑战不仅要遏制某些危险人士,还必须重建社会与政治秩序的道德基础。

为短期效益损害这些基本价值及其蕴涵的根本智慧,恐怕必须付出沉重的长远代价而得不偿失。与其将人权视为碍手碍脚的枷锁,决策者毋宁应以人权为道德指南针和法律义务。唯其如此,才能为所应为而又事半功倍。

肯尼思・罗斯是人权观察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