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些角度看来，我们正处于人权黑暗时代。但独裁者们或許一時出尽锋头，人权、民主與法治的捍卫者们也在积聚实力。民粹主义者们一面散播仇恨与不容忍，一面制造出常能局部获胜的对立面。胜利从来不是唾手可得，但过去一年的经验足以证明，专制独裁越是肆无忌惮，抵制力量就越强大。
和传统独裁者不同，今天的独裁者通常在民主政治环境中兴起。他们大多采取两步走的策略破坏民主制度：首先借由诿罪和妖魔化弱势群体，构筑自己的民意基础；继而削弱各种公权力制衡机制，例如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和活跃的公民团体。连一些老牌民主国家也难以抵御这些煽动和操弄手段。
独裁领导人很少真正解决他们在竞争政权时提出的问题，反而常因本身的暴虐统治留下更多难题。在国内，他们领导的政府扬弃责任政治，成为压迫、贪腐与不良管理的温床。有些人认为独裁者的治理效能较高，其实他们总是首先考虑维护本身权力，因此可能造成极为巨大的人类成本，例如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恶化竟出现在坐拥石油财富的委内瑞拉，法外杀戮的狂热随着菲律宾“反毒战争”蔓延，或是中国大规模拘留高达1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語系穆斯林。
因为不欢迎人权审查，独裁领导人也倾向退出在海外捍卫人权的行动。他们的退缩导致残暴领袖更容易脱卸大规模暴行的罪责，例如叙利亚在反抗军控制区大肆攻击平民，沙特为首联军的无区别轰炸与封锁造成也门平民流血挨饿，乃至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的大规模烧杀奸淫。
为了应对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尊重人权的各国政府已在公民团体和大众的压力和支持下建立起新的同盟，并做出愈来愈有效的抵制。政治领导人之所以决定侵犯人权，主要是为了一己私利，不论是维持手中权力、垫高银行存款或奖赏属下扈从。而日益强大的抵制行动，则使他们做出滥权决策的成本不断提高。由于再怎么暴虐的政府也会权衡利弊得失，要改变他们的政治算计，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提高滥权的成本。这种压力或许无法立竿见影，但其长期成效已有目共睹。
许多反制行动发生在联合国──此一发展别具意义，因为许多独裁者正企图削弱这个多边机构，破坏它所建立的国际准则。例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过去一年多次采取重大──有时也是史无前例的──措施，向缅甸、沙特阿拉伯与委内瑞拉施加压力。过去在联合国相关机构中，诸如中国、俄罗斯、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反对人权落实的国家向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它们在过去一年屡屡受挫的现象特别引人瞩目。由于近来西方强权对促进人权落实多半裹足不前，前述抵制行动的领军者往往是由中小型国家结成的同盟，其中包括一些非传统盟友。
维护人权的压力有时也来自联合国之外。过去一年里，这样的努力包括阻止叙利亚戮屠平民、抵抗欧洲独裁风潮、维护存在已久的化武禁令、说服一位非洲总统接受宪法任期限制以及要求彻查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的命案。
节节升高的压力说明，即使在黑暗的时刻，捍卫人权不仅是一种责任，而且仍然不乏胜望。崇尚人权的民主政治之许诺──即回应人民需求而非高官私欲的负责任政府──依旧是一个充满活力与鼓动力的愿景。过去一年足见，为之奋战绝非徒劳无功。
独裁统治的阴暗面
尽管抵抗越来越強，但专制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加。例如，巴西选出博尔索纳（Jair Bolsonaro）担任总统──在一个早已因超高的警察杀人率和每年逾6万起凶杀案而陷入混乱的国家，他竟不顾大众安全，公然鼓励军警使用致命武力。
权力稳固的独裁者及其崇拜者们依旧漠视基本人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和埃及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坚持压制独立言论和公民团体，将成千上万不同政见者关进大牢。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鼓励就地正法，说是针对涉毒犯罪嫌疑人，但许多受害者唯一的罪过只是身为贫穷的年轻人。匈牙利总理奥班（Viktor Orban）实行自我标榜的“非自由民主”。波兰实质统治者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试图往法院中安插他中意的法官，破坏司法独立。意大利内政部长兼副总理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禁止所有港埠放行难民和移民，击沉了在海上拯救移民生命的努力，同时激起反移民情绪。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没有阻止妖魔化穆斯林，反而攻击批评其人权纪录或环境政策的民间团体。柬埔寨首相洪森（Hun Sen）通过禁止反对党参与的虚假选举来加强抓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贬低移民和少数民族，并试图霸凌他视为阻碍的法官和记者。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长期以来对民间独立发声和政治反对力量的打压。中国在习近平日趋独断专行的统治下，根本不可能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力量。
除直接受害者外，专制统治的某些经济成本在过去一年更加凸显。富有石油的委内瑞拉曾是拉丁美洲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今天在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总统的独裁统治下，人民严重缺乏食物和药品，导致数百万人逃离委内瑞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执意搞大规模建设项目，但受惠者经常是他的盟友，导致货币暴跌、生活成本暴涨。莫桑比克则发现，高达2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竟从国库不翼而飞。
中国大吹大擂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发展贸易基础设施在其他国家造成专制管理不善。 和北京过往的做法一样，“一带一路”的贷款表面上没有交换条件，因此普受独裁统治者欢迎。由于相关现金注入不受审查，腐败官员更容易将其纳入私囊，人民却要为基础设施的营运负担沉重债务，有些项目为中国带来的利益比负债国人民更大。
在马来西亚，马哈蒂尔（Mahathir bin Mohamad）总理取消了由中国贷款资助的三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因为怀疑前任总理纳吉布（Najib Razak）接受不利贷款条件以掩盖贪污丑闻。斯里兰卡因无法负担巨大债务，被迫将一座由中国贷款建造的港口交由中国管理；这座港口缺乏经济效益，但位于前总统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的家乡。肯尼亚为迎来一条中资铁路感到后悔，因为它将来在经济上根本难以维持。巴基斯坦、吉布提、塞拉利昂和马尔代夫也都对同意某些中资项目表示遗憾。中国的“债务陷阱”在这些国家已成共同话题。
反制行动
过去一年，专制统治及其经常引发的腐败问题，日益遭到各种形式的抵制。有时，它借著选举或公众压力表现出来。马来西亚选民推翻了贪腐的总理纳吉布以及掌权近六十年的执政联盟，选出一个以人权改革为号召的政党联盟。马尔代夫选民拒绝再支持专制总统亚明（Yameen Abdulla Gayoom）。亚美尼亚政府严重腐败引发大规模抗议，导致总理萨尔基相（Serzh Sargsyan）被迫辞职。涉嫌贪腐的捷克总理巴比什（Andrej Babis）正面临日益强烈的抗议。埃塞俄比亚也在民众压力之下，以新总理阿比（Abiy Ahmed）领导的政府取代长期滥权的政府，展开多项重大改革。美国选民也利用众议院期中选举，对特朗普总统分化社会、侵犯人权的政策表露不满。
有时，国家领导人的滥权举措招致政府独立机关的抵制。波兰的卡钦斯基（Kaczyński）试图清除一批拒绝政治介入的法官，但他们拒绝放弃职位，其后获得欧洲法院支持。危地马拉总统莫拉莱斯（Jimmy Morales）在联合国反贪机构对他被控金融违法的案件展开侦办之后，下令禁止该机构首席调查员入境，但他的命令旋即遭到宪法法院撤销。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限制移民寻求庇护权利的政策遭法官以判决抵制，诋毁该法官是“奥巴马法官”，但这番言论受到前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任命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Roberts）公开谴责。
还有许多地方，抵制行动是由公众在街头发动。布达佩斯群众示威，抗议奥班关闭做为自由主义思想与研究堡垒的中欧大学。成千上万波兰人也多次上街，抗议执政党企图破坏司法独立。美国特朗普强行将移民儿童与父母分开，也引起全美各地民众和数十家企业抗议。
多边反抗
因为某些重要国家的政府立场动摇，在国际上捍卫人权的阵营换了新面孔。特朗普总统经常赞扬被他当做朋友的独裁者，连美国政府各部门也常要设法绕过白宫寻求变通。正为脱欧烦脑的英国政府，显然比较愿意公开倡导与英国商贸利益有限国家的人权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常说要捍卫民主价值，实际上只要影响到遏止移民、打击恐怖主义或争取商机的工作，他往往会找借口放弃原则。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力抗来自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反人权政策，但经常被国内政敌扯后腿。中国和俄罗斯竭尽所能破坏全球人权执行机制，并在国内实施数十年来最高压的统治。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在这一充满挑战的背景下，一群关键的人权支持者经常有亮见表现。47国组成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尤其是一个重要平台。即便特朗普政府因为抵制人理会按例谴责以色列失败而下令美国退出该机构──创下史上首例──人理会的重要性仍有目共睹。美国抗议人权理事会太过关注以色列，但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即是历届美国政府──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内──在安理会利用否决权杯葛一切对以色列的批评。人权理事会近年不断以行动捍卫朝鲜、叙利亚、缅甸、也门、苏丹、南苏丹、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权──美国政府经常批评并欲改善这些国家极其恶劣的人权记录。然而，特朗普总统却不惜破坏这些重要工作也要削弱人权理事会，只因为人理会谴责以色列的某些政策，例如封锁加沙造成民不聊生，以及在约旦河西岸推行歧视性的非法垦殖制度。
人权理事会在美国退出以后仍然取得了多项重大进展──其中一项甚或得助于美国缺席。例如，因为缅甸军方的大规模暴行──尤其是导致70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的危害人类罪行为──将缅甸提交国际刑事法院（ICC）的努力，由于中、俄甚至美国可能动用否决权，显然难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此，没有一票否决制度的人权理事会决定介入，建立一个保全犯罪证据、查明责任归属的准司法调查机制，以便将来可能成立特别法庭时立案审理。这项措施以35票赞成、3票反对（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其送出的讯息是：尽管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和军方持续否认，但相关暴行将无法免除罪责。
前述人权理事会关于罗兴亚问题的决议是由欧洲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OIC）共同提案，后者在罗兴亚穆斯林遭缅甸残害之前一向反对以决议批评除以色列以外的任何国家。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则开辟了另一条不依赖安理会而能通往国际刑事法院的替代途径──检察官主张，相关犯罪行为是在罗兴亚人被赶到孟加拉境内之后才完成，而孟加拉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因此国际刑事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和加拿大带头之下，人权理事会也排除了沙特的强力阻挠，决定调查也门境内的战争罪行，例如沙特为首的联军一再对也门平民进行轰炸和严密封锁而使数百万人濒临饥荒，成为联合国官员所称的全球最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在该案投票前一个月，显然是为了表明可能发动广泛报复，沙特阿拉伯猛烈抨击加拿大外长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对沙特镇压女权运动人士的合理批评（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喜欢将他对女性权利的让步，例如开放女性驾车但不改变将女性视同未成年人的“监护”规则，作为王室恩典而不是认可民意要求），并对加拿大实施制裁。然而，人权理事会仍以21票对8票、18票弃权，决定继续去年开始的也门战争罪行国际调查。
人权理事会首开先例，对委内瑞拉在马杜罗总统领导下的严厉镇压做出谴责。谴责案是由数个拉丁美洲国家领衔提出，以23票赞成、7票反对、17票弃权获得通过。由于美国当时已经退出人权理事会，支持该案的国家更容易表明他们将委内瑞拉作为原则问题处理，而非华盛顿意识形态的工具。
此外，五个拉美国家和加拿大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对委内瑞拉的罪行立案调查──这是首次有国家要求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完全在其境外发生的犯罪。本案也得到法、德及其他国家支持。以阿根廷为首的多个拉美国家也首次在人权理事会发起联合声明，并获47个国家联署，批评尼加拉瓜高压统治日益恶化，以及该国总统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用暴力回应民众对其高压统治抗议升高的趋势。
欧洲各机构和禁化武组织
除了人权理事会，还有其他场所也在各国努力下筑起人权保卫措施。其中一个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该组织获授权在具体个案中判定是否曾使用化学武器，但不包括确认使用者。俄罗斯支持并掩护叙利亚政府反复使用化学武器，自己也显然企图在英国用诺维乔克（Novichok）神经毒剂暗杀一名前特务，因此反对授权任何国际组织调查使用化武的责任归属。例如，莫斯科动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延长联合国－禁化武组织联合调查机制，以查明叙利亚化武攻击责任方。英法两国于是在反化武组织提案，向俄罗斯的抵制做出反击，该案以82票对24票获得通过，授权反化武组织查明化武使用方。俄罗斯欲删除该案预算的提议也遭否决。
在欧洲联盟，针对波兰政府破坏司法独立和奥班在匈牙利实行其“非自由民主”的措施，欧盟启动了一个程序，最终可能依据《欧盟条约》第7条规定实施政治制裁；欧洲委员会就波兰问题采取行动，欧洲议会则以三分之二多数就匈牙利问题采取行动。尽管由于欧盟采行共识决规则，波兰和匈牙利可以交互掩护，避免实际遭受政治制裁，但欧盟可以在第7条程序的基础上，利用下一个五年预算做为杠杆。下个五年计划将在2020年底前通过，波兰是欧盟资金的最大受助国，匈牙利则是人均受助金额最高的国家之一。既然波兰和匈牙利政府利用援助资金追求其政治利益，欧盟当然有理由检讨应否继续对这两个持续攻击欧盟最核心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提供慷慨援助。
欧洲最高政府间人权机构，欧洲委员会，对阿塞拜疆威权主义政府不当影响议会大会成员以软化对该国人权记录的批评的企图，也予以抵制。在记者和维权人士报道披露后，欧洲委员会调查发现某些现任和前任议会大会成员因阿塞拜疆政府非法游说而有“腐败活动”的“强烈嫌疑”。这项调查导致多人辞职或遭受不同程度惩处，游说规则也做了修订。
叙利亚与沙特阿拉伯
去年可能挽救了最多生命的多边行动集中在叙利亚。近年来，随著叙利亚军方在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支持下逐一夺回反抗军占领区，许多担心秋后算帐或被政府军逮捕而遭受酷刑、处决的民众选择迁往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及其周边仍由反抗军控制地区。现在，当地约有3百万居民，至少半数是从叙利亚其他地方流徙而来。
然而，由于土耳其（在接纳350万叙利亚难民后）已关闭边界，叙利亚－俄罗斯联军又扬言进攻，以叙、俄两军在这场战争中经常无区分攻击的纪录看来，伊德利卜省正面临血洗危机。平民遭屠杀的担忧是否成真，关键在克里姆林宫，因为叙军必须得到俄军的空中支援才能持续攻势。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政府施加的强大压力，终于说服普京总统接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意见，从9月开始在伊德利卜省实施停火。截至12月初本文撰写时，此次停火是否将如多次往例同样失败尚待观察，但它的存在足以表明，即使在战时叙利亚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国际协同施压仍有可能挽救生灵。
沙特阿拉伯政府在该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残杀卡舒吉的后果，是多边压力普遍存在但仍具有选择性的另一个例子。遗憾的是，激起全球对利雅得人权记录义愤的是这位着名记者之死，而非难以计数的无名也门平民，但这椿命案毕竟引发了深远回响。沙特政府掩饰真相的说词不断改变，却遭到土耳其政府以陆续释出的证据逐一驳斥（不过土耳其政府并未停止迫害本国记者、维权人士、学术界和直言批评埃尔多安总统的政治人物）。
渐渐地，美国和加拿大开始对多名沙特阿拉伯涉案人士实施针对性制裁。在欧洲，德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禁止18名沙特官员进入申根区26国，同时德国、荷兰、丹麦和芬兰都暂停向沙国出售武器。然而，特朗普总统不顾中情局调查发现沙特王储可能下令谋杀卡舒吉，反而刻意以随口之词为其开脱：“他也许有，也许没有！”特朗普和英、法国政府首脑一样，拒绝停止利润丰厚的对沙军售，似乎为了数目不详的国内就业机会，不惜坐视大量也门平民丧命。这种冷血的政治算计，已遭到美国两党多位国会议员以及媒体和公众的谴责。
非洲
来自多个非洲国家的压力，是最终说服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卡比拉为政府换届选举定下日程的关键。由于受宪法任期限制无法竞举连任却又不愿放弃权力，卡比拉动用安全部队拘捕甚至枪杀民主运动人士，直到非洲各国──尤其是安哥拉和南非──以及美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协力施压才逐渐软化。本文撰写时，尚不确定选举能否于12月23日如期举行，以及条件是否自由和公平。
在非洲多国政府和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民间团体抵制下，非洲国家集体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威胁正持续消退。迄今唯一退出的非洲国家是布隆迪，该国总统恩库伦齐扎曾残酷镇压反对他修宪延任的示威群众，企图避免因此遭受刑事指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23票赞成、7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联合国对布隆迪人权记录的审查结论，已使恩库伦齐扎追求免责的行动遇挫。
中国
多边压力也开始施加于中国政府，该国对人权的险恶挑战不仅来自严厉镇压──达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暴力镇压以来最严重程度──而且因为它代表着独裁者的梦想：长期掌握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人权、民主、法治全都抛在一边。
然而这种非责任政治的缺陷已在去年招致较严厉的检讨。部分批评意见集中于中国当局监控群众的野心──利用人脸识别软件、人工智慧和大数据组成的系统，更有效地对人民进行监控，尤其是评估其政治忠诚。各界也日益向跨国企业施压，促其勿做中国侵权措施的共犯。
最受瞩目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大规模任意拘留新疆地区高达1百万以维吾尔族为主的穆斯林人口，对他们实施“再教育”，强迫放弃穆斯林信仰和民族认同。这种洗脑工作不仅在中国迅速扩建的拘留设施里面进行：政府还派出大约1百万名党政干部与穆斯林家庭同吃同住，通过密切监视确保他们的政治和文化忠诚度。
为此，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定期审议期间遇到许多国家提出尖锐问题，并有15位西方国家代表在加拿大牵头下联手质疑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一周前甫获任命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前智利总统巴切莱，也在向人权理事会发表讲话时对维吾尔人受到镇压表示关注，并呼吁准许进入该地区。
然而，由57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组成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尽管已向缅甸受迫害穆斯林伸出援手，但在本文撰写时，除了土耳其在联合国提出问题和马来西亚执政联盟领导人安华（Anwar Ibrahim）公开质疑之外，尚未见该组织为中国穆斯林仗义执言。
移民与庇护
在西方，独裁政客抓住的最具分化作用的议题是移民，即使在波兰和德国东部等移民相对较少的地方也是如此。有些走中间路线的政治人物自作聪明以为击败这种专制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加以模仿，甚至不惜付出让仇恨与分裂论调跃居主流的代价。但这种策略已证明大错特错，德国内政部长西霍弗（Horst Seehofer）就是一例，他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在根据地巴伐利亚邦的选举中惨败，极右翼政党却大有斩获。相对地，德国批判极右翼炮火最猛烈的绿党获得了空前大胜。荷兰和比利时的地方选举，以及卢森堡大选，也都见到类似情况。
但抵制针对移民的仇外主义──以及经常伴随它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以欧洲各国政府为例，它们一直没有认真检讨相关政策何以未能对久已存在的移民社群产生整合效果。这种政策上的失败，又助长对新移民的妖魔化。相反地，许多欧洲国家领导人只想要封锁边界，连有权证明自己需要保护的庇护寻求者也被拒于门外。
他们甚至试图让已抵达者的庇护申请更容易遭到否决，理由是他们可以在欧盟认为“安全”的其他国家寻求保护，但那些国家其实多半缺乏处理庇护申请的能力，或无法提供有效保护。此外，为寻求经济机会而大多无权入境或居留的移民，往往遭到不人道或不安全的方式驱逐出境。匈牙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波兰、西班牙和希腊都将移民强制推回非欧盟国家，有时采取暴力方式。意大利带头要求利比亚海岸警卫队将移民送回利比亚如噩梦般的拘留所，并阻挠地中海上的人道救援行动，显然希望更多人在海上溺毙可以吓阻其他移民。欧盟还邀请苏丹和马里等本身有问题的国家，协助减少移民和庇护寻求者抵达欧洲的人数。
在美国，特朗普总统利用中美洲逃避暴力的庇护寻求者篷车队带来的威胁感，在美国国会选举前动员他的政治基础。他甚至在墨西哥边境部署5000名美军，为政治噱头而浪费公帑。他还下令将移民儿童与父母分开，并非法限制庇护寻求者在抵达边境时提出申请的权利。
尽管家庭分离政策遭到普遍批评，但特朗普的政治反对者大多未能对移民问题提出另一种积极的愿景──例如，应当区分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人、只差一份文件的长期移民（他们的子女和配偶通常是美国公民，并在职场和邻里享有一定地位）以及并不寻求庇护而且通常不具有充分居留请求权的新到移民。
尽管美国政治上存在分歧，但过去已经形成有关移民改革的广泛共识，因此应该有可能提出一种愿景，一方面有助边境强力执法，一方面尊重难民寻求庇护的权利并且基于公平正义保障多数长期移民不被驱逐。
庆祝70周年之后
过去一年的各种挑战，出现在世界庆祝《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之际──也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条约20周年和人权观察成立40周年。显然，这不是自满的时刻。虽然人权标准已被举世公认为政府应如何对待人民的衡量方式，但人权也正面临着威胁。
尽管逆风前行，但过去一年证明，捍卫人权仍是值得的要务。当许多政府企图侵犯人权获取政治经济利益，人权护卫者们仍可借由提高侵权代价，改变成本效益计算，使这些政府了解高压统治弊大于利。这场战役的阵地已经转移，许多长期参与者变得消极甚至倒戈相向。但是，各领域已出现新的联盟，对那些不向人民负责、不尊重人权的政府做出有效抵制。人权观察今年度的报告，就是要扩大这种全球力量的复苏，共同保卫一个尊重人权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