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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Report 2015: 中国

Events of 2014

Keynote

 
暴政如饮酖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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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ays

 

中国仍是威权主义国家,对于包括表达、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凡被认为威胁一党专政,便予以有系统的限制。自2013年3月新领导班子掌权以来,有关当局已在某些领域采取正面措施,包括废除名为劳动教养的任意拘押制度,宣布有限度改革造成移民工无法取得社会服务的户籍登记制度,以及略微放宽身心障碍者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机会。

但在同一时期,有关当局也对基本人权和维权人士发动了一波猛烈程度为近年罕见的攻击──因为现任领导人可能掌权到2023年,此举令人尤其担忧。从2013年中开始,中国政府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向党员、大学教师、学生、研究人员和新闻工作者发出坚持“正确”思想的指示。这些文件要求他们警惕“普世价值”和人权观念的危害,并强调支持政府和支持中共的重要性。

中国政府非但不把律师、作家和告密者视为有效处理社会动荡的盟友,反而持续敌视批评声音。中国政府针对维权人士及其家属加以骚扰、任意拘押、没有法律依据的监禁、酷刑和剥夺适当医疗。它还大幅收紧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的空间,更加限缩公民推动迫切改革的机会。

中国政府对维权人士的公然敌视,悲剧性地反映在草根维权人士曹顺利于3月死亡的事件。曹顺利试图参与在日内瓦举行的2013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普遍定期审议,因此遭到拘押。有关当局无视她身患重病,长达数月不让她接受适当医疗照护,直到2014年3月她过世前几天,当局才终于将她由看守所转送到医院。

中国政府持续其反腐运动,目标既有高官,例如曾经独揽治安大权的周永康,也包括低层官员。但运动使用的方法却进一步破坏法治:涉案官员被非法拘押,基本法律保障尽遭剥夺,且常受刑讯逼供;称为“新公民运动”的民间网络致力倡导官员财产公示以打击贪腐,却遭到特别严酷的报复。

中国政府8月31日否决在香港实施真普选的决定,引起学生发动罢课和示威活动。警方起初试图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瓦斯驱散一些示威民众,反而激起成千上万市民加入抗议,占据多处交通要道。

港府高官一度不情愿地和学生领袖会面,但没有就选举程序提出任何修正。数百“占中”群众持续留守三处占领区,直到11月法院对某些区域发出不得阻塞道路的禁制令后,港府随即使用过当武力逮捕抗议领袖,并再度有攻击性地使用胡椒喷雾。

抗议者持续坚守其它区域,部分学生领袖开始以绝食呼吁港府重启对话,其他抗议领袖则主动向警方自首,凸显公民不服从的意义。目前街头抗争虽渐趋平息,由于背后的政治议题悬而未决,随时可能再度爆发。

人权捍卫者

维权人士日益面临任意拘押、监禁、送入精神病院或软禁。殴打、骚扰和恐吓则是家常便饭。

中国政府已将九名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定罪判刑──包括发起人、知名法律学者许志永──罪名多为文义模糊的扰乱公共秩序等罪名。著名律师浦志强和记者高瑜等人在2014年6月天安门屠杀25周年前后被捕。许多维权人士持续在押候审,其中律师常伯阳和郭飞雄等人的律师申请会见一再受阻。他们被控的罪名几乎都较往年从事同样活动的维权人士更重。刑事拘留的案件有所增加,可能与劳动教养制度于2013年底被废除有关。

中国约有50万个注册非政府组织(NGOs),其中许多实际上由政府营运。估计另有150万个NGO没有适当注册,因为注册标准虽经近年逐渐放宽仍相当严苛。中国政府仍旧对NGO抱持疑虑,并有迹象显示有关当局在2014年对某些民间组织加强监控。

6月,有一中国网站贴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文件,通令全面清查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国内合作伙伴。此后,一批民间组织据报被要求答覆问卷,说明工作内容和经费来源,并有警察上门访查。6月到7月,反歧视组织益仁平因该组织一名律师的维权活动而被警方冻结银行帐户及抄查办公室。

新疆

中国政府以 “打击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为借口,把普遍的民族歧视、严重的宗教打压和日益加强的文化压迫合理化,持续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不断升高的紧张情势火上添油。

3月,数名维族凶徒在云南昆明火车站持刀砍杀民众,至少30人丧命。5月,乌鲁木齐一处繁忙市场遭引爆炸弹,31人被炸死。8月,据官方媒体报导,凶徒攻击新疆莎车(叶尔羌)警察派出所、政府办公室和马路上来往车辆,造成近百人死亡。中国政府指控“恐怖组织”应为这几起事件负责。

乌鲁木齐爆炸案后,中国政府宣布在新疆展开为期一年的反恐专项行动。仅在第一个月内,警方就以涉恐罪名逮捕380馀名嫌犯,审讯300馀人。有关当局并组织上千人参加其中数十名被告的公开宣判活动。8月,有关当局处决3名策划2013年10月天安门广场袭击行动的维族人士。由于缺乏关于上述案件的独立信息来源、中国政府坚持速审速结、中国法律容许涉恐案件嫌疑人拘押期间可禁止会见律师长达数月,加上中国警方滥用酷刑的纪录,公正审判权仍深值忧虑。

尽管中国政府有充分理由打击暴力犯罪,但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只会让问题恶化。2014年1月,经常直言批评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中央民族大学维族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遭警方拘留,其后被控“分裂国家罪”,并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8月,维族语言学家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因为筹款经营母语学校而以“非法集资”罪名被判处18个月徒刑。

西藏

藏人为抗议中国政府压迫的连串自焚行动,自2014年初以来似已渐趋缓和。有关当局以自焚者的家属和社区涉嫌煽动或参与抗议为由,对他们处以监禁、巨额罚款和限制行动等惩罚。

有关当局对藏人和平抗议毫不容忍,不论是反对在被认为是圣地的土地上采矿或抗议拘押当地藏人领袖,一概予以殴打、逮捕等强烈反应。据媒体报导,6月,云南省西南部藏人抗议开采铜矿,遭警方殴打、拘押。8月,四川省甘孜自治州无武装的群众示威抗议当局拘押村中领袖,遭警方开枪镇压。同在6月,秘密拍摄藏区纪录片被判刑六年的顿珠旺青刑满出狱。

中国的大规模迁移安置政策已剧烈改变藏人生活方式和生计,有些藏人因此陷入贫穷或依赖政府救济。2006年起,西藏自治区超过2百万藏族农牧人口被迫接受“安置”──ˉ 即依政府命令改建或新建住房;青藏高原东部则有数十万游牧民被迁移或定居在“社会主义新农村”。

香港

2013年1月,香港教授戴耀廷首倡“用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借以施压北京依据《基本法》──即香港的准宪法,其中规定《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政公约)继续在香港适用──给予香港真正民主。公政公约规定,人民应有平等的投票权和参选权。2014年6月,近80万人在和平占中举办的“模拟公投”中投票支持民主;7月,至少51万人参加争取民主的游行。

8月31日,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宣布要强加一个严格筛选机制以禁止不受中央政府欢迎的人士被提名为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作为回应,学生于9月下旬罢课,并在政府总部前进行小规模和平抗议。警方以胡椒喷雾驱散学生,并加以拘捕。

警方的手段激起数十万人加入学生行列。占中运动组织者宣布将正式启动其示威计划,与学生并肩抗议。9月28日,香港警察宣布抗议行动不合法,并在政府总部外围设下封锁线。此一决定促使更多抗议者聚集在政总周边,要求警方重新开放该区域。被警方封锁线围困在政总的抗议者,和封锁线外的支持者,最后一齐走上阻隔双方的大马路,并占领了附近几条道路。

抗议群众最后占领了香港几个位于主要商业和政治中心的地点。警方数度滥用武力对付普遍和平的抗议人士,包括有攻击性地使用胡椒喷雾和几次殴打均被摄进镜头,此后政府暂采被动立场,待民间团体申请法院禁制令获准后再进行清场,策略是等待民意转向反对示威者。

法院发出禁制令后,警方陆续清除两个占领区,并成功阻止民众堵塞政府办公室出入口;另外两处较小区域直至本文撰稿时仍被占领,但学生正考虑是否要放弃以“占领”为手段。

占中背后的政治议题尚未解决,中国和香港有关当局仍一致力挺北京8月31日的决定。戴耀廷和其他占中领袖曾主动到警局自首,凸显其尊重法治和公民不服从的立场;部分学生领袖则发动绝食,试图劝说政府重启对话。

尽管媒体在香港享有较中国其它地区更多的自由,但记者和媒体业主,尤其是批评北京者,在2014年受到比以往更大的压力。2月,著名报社编辑刘进图遭不明暴徒以刀刺伤;7月,广受欢迎、支持香港争取民主的独立新闻网站《主场新闻》关闭,其创办人自称是因为恐惧政治报复;2014全年,黎智英及其以批评中国著名的新闻媒体,均不断受到威胁。

表达自由

中国政府于2014年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互联网和新闻媒体的限制。所有媒体都已普遍受到控制和审查。政府持续以涵盖全国的互联网防火墙排除在政治上不可接受的信息。

2013年8月起,中国政府把矛头指向日益流行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序“微信(WeChat)”,关闭某些报导和评论时事且较受欢迎的“公众号”。另有2千万个帐号因涉及“招揽嫖妓”而被封停。有关当局还颁发新规则,要求微信新用户实名登记。2014年7月到8月,中国政府暂停包括Kakao Talk在内的外国即时通讯服务,指称这些服务软件被用来“散播恐怖主义相关信息。”

有关当局同时加强限制新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7月发出通知,要求中国所有记者签署协议,承诺在未经所属单位允许前,不得发布未公开的信息,并规定记者必须通过政治思想考试才能领取官方记者证。

7月,中共中央纪委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遭境外势力渗透”,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勾连”活动。中共随即发布新规则,使意识形态成为社科院考核属下研究员的首要标准;凡违反政治纪律者可予免职。

宗教自由

虽然宗教自由受宪法保障,但中国政府限制宗教活动只能由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组织,在官方许可的清真寺、教堂、寺院和宫观举办;任何被国家认为“不正常”的宗教活动均予禁止。政府考核宗教团体的活动内容、人员聘用和财务纪录,并且控制宗教人员的任命、宗教出版物和神学院的设立。201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升对宗教的控制,尤以基督教会为重点。

2013年底到2014年7月初之间,中国政府在基督教会特别集中的浙江省拆除了150座教堂的十字架。7月,基督教会牧师张少杰被判处12年重刑。同月,珠海当局未出示任何法律依据,搜查佛教领袖吴泽恒的住所并拘押他和至少十几名信徒。据媒体报导,中国政府还驱逐数百名外籍传教士;对于教宗方济各8月中表示希望梵蒂冈“与中国建立全面关系”的声明,中国政府亦未予公开回应。

中国政府将许多在其控制以外的宗教团体均归为“邪教”。以气功煅炼为主的法轮功信仰团体自1999年7月起遭到查禁,并持续受到政府迫害。6月,内蒙古有关当局拘押另一“邪教”团体“门徒会”的15名成员,因为他们公开以舞蹈形式“蛊惑”民众加入。

妇女权利

中国妇女的生殖权利和获取生殖健康服务的机会因计划生育政策受到严重限制。该政策包括利用司法和其它强制措施,如行政处罚、罚款,以及强制安装子宫环和强制堕胎等强制措施,控制生育决定。

9月到10月,香港女性示威者称遭袭击者性侵,而附近的警察却未积极干预。

中国于10月接受《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审查。委员会表示关切的事项包括司法独立和女性寻求司法救济管道不足,以及女权维权人士遭报复等等。中国有关当局阻止两名维权人士出席上述审查会:中国著名性工作者维权人士叶海燕遭行政拘留;爱滋病维权人士王秋云则被没收护照。

11月,中国政府发布等待已久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征求各界意见。尽管方向正确,但草案内容未达国际标准和较佳实践。有关家庭暴力的定义过于狭隘;妇女能够申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不足,且与受害人是否之后会对加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决定捆绑在一起。

身心障碍者权利

尽管中国已于2008年6月批准《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或称《残疾人权利公约》),身心障碍者仍面临各种阻碍,包括教育机会不足和强迫收容(包括做为一种处罚形式)。

在中国,四分之一的身心障碍儿童因歧视和排斥而无法入学。官方指导原则甚至允许各大学拒绝某些障碍考生报考特定学科。4月,中国教育部宣布允许高校招生考试使用盲文或电子试卷,但在一起指标性案件中,盲人维权人士李金生拿到的不是他所需要的电子试卷,而是他不善阅读的盲文版试卷。李案凸显身心障碍人士不易享有合理便利(reasonable accommodation)的权利,该权利尚未获得中国法律承认。2013年公布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修正草案并未在2014年通过。

2013年生效的《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者的治疗和住院应基于自愿原则,除非患者被诊断有严重精神障碍且有危险或已经伤害自己或他人。在11月发生的一起重要案件中,上海一名已被实施住院治疗的患者引用该法起诉精神病院侵害其人身自由。据维权网(CHRD)报导,中央政府向各地官员下达政策指标,“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检出率不得低于当地常住人口的千分之二。

性倾向与性别认同

同性恋于1997年已去犯罪化,但直至2001年为止仍被列为精神疾病。迄今没有任何法律保护人民免于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同性伴侣关系尚未获法律承认。

尽管缺乏法律保护,许多个人和组织仍持续向法院起诉,为自己的权利争取更好的保障。2月,一名维权人士控告政府,因为河南省民政厅拒绝他的组织办理注册。该组织关注女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LGBT)议题,但当地政府认为同性恋违背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法院认定政府并未侵犯同性恋名誉而于3月决定不予立案。

LGBT团体持续纪录“转化治疗”现象,即部分诊所提供“治疗” 同性恋的服务。2014年3月,一名化名小振的男子状告重庆一家诊所曾对他实施电击疗程。此案为中国法院受理的第一件“转化治疗”案例。

11月,深圳有一名男子提起性倾向歧视诉讼;该案若得到法院受理,将为中国首开先例。

在10月中国接受CEDAW审查期间,一名官方代表曾表示:“所有中国公民的权利都受到法律保护,不论其性倾向为何。”

主要国际行为者

即便习近平上台后中国人权大步倒退,大多数外国政府却对其人权纪录保持沉默,选择以经济和安全议题为优先,或试图争取中国在气候变迁等议题上的合作。仅有少数双边人权对话在2014年举行;在以这种对话为其人权策略核心的各国政府之中,少见研拟出其它有效的长期策略,例如加强与中国公民社会的交往。

同时,各国政府大都没有纪念天安门屠杀25周年,或当中国拒绝在香港实施真正普选时发声抗议;只有少数几个外国政府关注著名维权人士被判重刑,以及高智晟出狱后继续受到监控的问题。南非有关当局近年来第三次表示不会发入境签证给达赖喇嘛。

同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未能在8月访问中国时对其人权纪录恶化发出批评,反而赞扬该国“对促进人权有所贡献”。

外交政策

中国2013年的领导班子交接并未对其外交政策造成显著改变,不过它更加积极在亚洲部分地区推进其领土主权的主张。

虽然中国参与各种联合国机制,但它并未显著提升对国际人权标准的遵循程度,也没有在朝鲜等其它国家促进人权保护。有八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发出要求到中国视察但迄未获准;派驻中国境内的联合国各机构仍被牢牢限制,其活动受到有关当局密切监视。

做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国一贯投票反对审查世界各国的重大侵犯人权事件。2014年,中国曾投票否决关注朝鲜、伊朗、斯里兰卡、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叙利亚等国人权侵犯的决议案。

中国在2014年反覆呼吁对叙利亚、苏丹和南苏丹问题寻求“政治解决”,同时却在这三个国家采取有助延续人权危机的措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安全理事会动用否决权,使叙利亚情势无法提交国际刑事法院。自2011年以来,这已是中国第四次与俄罗斯一同动用否决权,反对安理会采取行动处理叙利亚侵犯人权问题。

不过,2014年9月有一名中国驻朱巴(Juba)使馆官员宣称,中国已暂停对南苏丹出售武器;这项政策改变迄本文撰写时止尚未获得独立证实。中国还持续施压各国政府,要求强制遣返中国籍寻求庇护者,并且拒发签证给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士,例如达赖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