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53年的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3月全国人大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意图无限期掌权的意图已表露无遗。由此可见,习近平统治下的镇压行动将有增无减。

中国共产党也在今年3月大幅调整国务院组织结构,进一步加强对政府官僚体系的掌控。党并且控制著一个新成立的强大机关,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权对任何行使公权力人员实施长达六个月的秘密拘押,即不经公正审判程序的“留置”制度。

10月,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主席的孟宏伟于返国后失踪,据信就是遭到“留置”处分。此外,中共还将管理宗教、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事务的国家机关一并纳入党中央统战工作部的领导之下。

在中国西北部新疆自治区,当局急剧加强对1,300万突厥语系穆斯林──包括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镇压和有计划的迫害。当局利用各式各样的拘留场所,对部分少数民族实施群体性的任意拘留、酷刑和虐待,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也遭到日益普及的监控。在西藏,一些传统社会习俗,例如由僧人调解社区纠纷,也成为新规定之下的犯罪行为。香港原是依据《中英联合声明》应享“高度自治”的地区,北京和香港政府却在2018年加速破坏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权。

人权护卫者持续遭受任意拘留、监禁和强迫失踪。政府继续紧密控制互联网、大众传媒和学术机构。当局加强迫害宗教社群,包括在新疆限制伊斯兰教、在河南镇压基督教、在宁夏扩大对回族的审查。

当局不断扩增群众监控系统,加强对社会管控。2018年,政府持续大规模收集生物特征,包括DNA和语音样本;利用生物特征进行自动化监控;开发名为“社会信用系统”的全国性奖惩系统;以及开发并应用旨在防范异议人士的“大数据”警务程式。这些系统在法律上和实务上一概缺乏有效的隐私保障,民众通常不知道自己的数据已被收集,或不了解它的用途和存储方式。

2018年,受到全球#MeToo运动启发,多位中国女性出面揭发据称对她们性侵的男性。碍于政府言论审查,未能引起普遍公愤。

中国当局全年仅见在人权方面的让步,是允许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艺术家刘霞,于7月结束毫无法律依据的八年软禁,前往德国。然而,当局决定不许她的家属陪同出国,显见北京执意惩罚异见人士并力图避免其在国际发声。

中国在全球的权力增长,使其成为人权侵犯的输出国,包括在2018年极力阻挠国内批评人士参与联合国活动。中国再度名列对人权护卫者打击报复的国家之一,并于3月成功推动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采纳其以“共赢”或“互利合作”为名义的倒退措施。按照这种观点,各国不应对重大人权侵犯加以问责,而应通过“对话”解决;同时,独立公民社会的作用遭到抹煞,只有各国政府,联合国本身的作用也被限缩。

即便中国政府对他国境内人士进行骚扰,或施压外国公司公开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却只有极少数国家对前述各项情势发展表达强烈抗议。

人权护卫者

人权律师王全璋的案例,足以说明中国当局如何残酷对待人权护卫者,以及中国维权人士的坚忍不拔。北京警方在2015年8月对人权律师与维权人士进行全国性镇压期间逮捕王全璋;据报导,他在拘押期间遭到电击等酷刑,并被强迫服药。2018年7月,王全璋终于首次获准会见律师。他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重可被判处终身监禁。王全璋在押期间,其妻李文足偕同其他被捕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家属一直不断采取行动争取他的释放,即使一再受到骚扰、恐吓也不屈服。

当局持续基于政治动机起诉或吊销人权律师执照。2018年1月,余文生律师遭警方逮捕,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妨碍公务”等罪。司法当局注销或吊销了十几位人权律师的执业证,有些律师虽仍保有执业证,却因警方向其雇主施压而无法就职营业。

2018年,数位著名维权人士均因莫须有罪名遭法院判处重刑。2018年7月,资深民运人士秦永敏遭武汉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秦永敏现年64岁,过去曾在监狱或劳教所坐牢总计22年。

同样在7月,政治漫画家姜野飞被重庆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偷越国境”等罪名判刑六年半。2015年,泰国当局将姜野飞与维权人士董广平强制遣返中国,不顾两人已获联合国授与难民地位。与姜野飞同案受审的董广平也以煽动颠覆、偷越国境等罪获刑三年半。

还有其他人权护卫者未经法院审理或判刑而遭持续长期拘押。人权新闻网站“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于2016年11月被捕,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在2018年8月首次出庭聆审,但截至本文撰写时仍未宣判。资深维权人士和人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于2016年11月被捕,至今尚未开庭。黄琦身患多种重症,包括可能发生肾功能严重衰竭和肺炎,却无法获得适当医疗。

2018年被逮捕的人权护卫者数目更多。7月,董瑶琼因为在上海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海报泼墨而被捕。他被警方送进精神病院,不准她和父亲会面。8月,八九民运领袖周勇军因持有被查禁的法轮功相关物品而被广西警方逮捕。同在8月,为抗议佳士焊接设备公司职工因组织工会被解雇,组团前往声援的数十名劳工与学生维权人士遭深圳警方逮捕。其中有些人已经获释,但截至本文撰稿时,有14人仍然在押或被软禁。

当局并且通过骚扰本人或逮捕家属等方式,极力阻挠中国人权护卫者在境外发声。2018年1月,美国华文传媒《明镜火拍》节目主持人陈小平的妻子李怀平遭广州当局强迫失踪。在她失踪不久前,陈小平曾访问在海外揭发中国统治菁英贪腐问题遭中国通缉的富豪郭文贵。加拿大华裔维权人士林耶凡住在中国的家属被禁止出国旅游,甚至被当局威胁“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受到迫害。

2018年,当局持续对尝试参与联合国程序的维权人士和律师实施边控、监控、拘押和酷刑、虐待。利用人权公约进行倡导竟成为维权人士秦永敏遭刑事起诉的罪名之一,他后来被判处13年徒刑。

言论自由

中国当局持续骚扰和拘捕报导人权议题的媒体记者,以及他们的采访对象。5月,香港Now TV摄影记者因采访人权律师出庭受审,遭北京警方暴力殴打和短暂拘留。7月,独立网络评论员陈杰人因贴文质疑党委高官腐败而遭湖南警方逮捕,并遭官方媒体反覆报导为“把互联网搅得乌烟瘴气”的“网络害虫”。8月,山东退休大学教授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时,被警察破门逮捕。孙文广后来遭到软禁,美国之音记者试图再度登门访问时也被警方短暂拘留。

当局已扩张网络审查体制,以便压抑政治敏感信息和“低俗”内容。2018年1月,官方下令清理网络“导向错误”和“低俗”内容,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立即关停多项热门功能。4月,拥有3,800万月活跃用户的滑稽模仿App“内涵段子”遭主管机关勒令下架。

2018年1月,瑞典公民及书商桂民海在瑞典外交官陪同下,于旅行途中遭中国当局强迫失踪。在此之前,专门出版中国政治八卦书籍的桂民海于2015年在泰国被绑架监禁直到2017年。

今年8月,媒体报道称,曾因不满审查制度而于2010年暂停在中国提供网络搜索服务的谷歌(Google)公司,正在为重回中国市场开发一款具备审查功能的搜索引擎。该应用程序据报可以自动识别和过滤被中国“防火长城”(即互联网过滤系统)阻挡的网站,符合中国的广泛审查要求。

政府也已加强对大学的思想钳制。多位教授,包括外国籍教授,因批评政府遭到处分。7月,中国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司马辉(Stephen Morgan)因撰文批评中国共产党,被拔除管理委员会职务。8月,贵州大学以“传播政治性错误言论”为由,解聘经济学教授杨绍政。北京大学不再续聘美籍教授丁途(Christopher Balding),他先前曾发起联署呼吁剑桥大学出版社抵制中国政府对学术论文的审查。

中国政府还施压外国公司遵守有争议的条件和政策。1月,美国万豪酒店(Marriott International)的网站和APP因为将台湾和西藏列为国家而被中国屏蔽一星期,逼使该公司公开道歉。3月,万豪酒店开除一名员工,因其对西藏组织发出的一则推特帖文点赞。数十家国际航空公司受到禁止在中国营业的威胁而修改官网,将台湾列为中国一部分。

宗教自由

中国政府只容许五种官方认可的宗教,在官方批准的宗教场所活动。宗教团体的人事、出版、财政和申办宗教教育机构都受到当局掌控。不受政府控制的宗教团体则被列为“邪教”,其成员经常遭受警察骚扰、酷刑、任意拘留和监禁。

2月,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生效实施。为配合“遏制极端主义”、“抵御渗透”的目标,新法禁止未经许可的宗教传授以及到境外参加培训或会议。

3月,云南基督教牧师曹三强遭法院判刑七年,罪名是在中、缅之间“组织他人偷越国境”。曹三强长期参与在缅甸境内为陷于贫困的少数民族提供的教育项目。

河南省对基督教会的打压在去年加剧,当局拆毁数十座教堂或其上的十字架,阻止信徒参加家庭教会聚会,没收圣经和其他宗教材料。

9月,梵谛岡和北京达成历史性协议,结束数十年来关于中国主教任命权的对峙僵局。中国现有约1,200万罗马天主教徒,分为効忠教宗的地下教会和由国家任命主教组成的官方教会。根据新的协议,未来新任主教将由北京提名,但教宗拥有否决权。

8月,在回族穆斯林集中的宁夏地区,数千回民集体抗议韦州镇大清真寺遭到拆毁。宁夏自治区当局据报正在该区各地拆除伊斯兰符号和阿拉伯文路标。

香港

北京对香港自由的打压,特别是言论、结社自由与政治参与权,在2018年明显恶化。

香港政府持续取消民主派人士参选香港立法会议席的资格。1月和10月,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分别对香港众志参选人周庭和工党参选人刘小丽做出取消资格的决定,理由是她们倡导香港“自决”的主张“不符合”《基本法》。

香港和中国政府持续骚扰和平发表港独言论的人士。3月,民主派学者戴耀廷遭到政府抨击,指其关于香港可能寻求独立的假设性探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8月,中国外交部官员要求香港外国记者会取消港独人士陈浩天的演讲活动。该会拒绝后,其副会长申请延长工作签证即遭港府无故驳回。

8月,香港众志报导有两名该党成员分别在3月和8月入境大陆时遭到短暂拘留和讯问。9月,独派团体“学生动源”表示,有两名成员的内地家属因为他们在香港参与政治活动而受到公安机关骚扰。

9月,“一地两检”新规定生效,中国大陆法律得以在香港西九龙车站和往返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列车上实施──这是中国侵蚀香港自主权的一大进展。

香港政府9月做出史无前例决定,取缔主张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当局表示,因该党“明显危害国家安全”,必须采取“预防性措施”。

新疆

中国当局敌视一切维吾尔民族认同的表现,近年并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做为全面镇压的借口。

中国政府自2014年开始在新疆实施“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但从2016年底,党委书记陈全国由西藏自治区调往新疆主政以后,镇压力度陡然升高。

此后,当局开始大规模任意拘留,包括在正式的监狱、看守所,以及毫无法律依据的“思想教育”营区。据可靠估计,已有一百万突厥语系穆斯林被无限期关押在这些营区,强制学习汉语,歌颂党和政府,放弃他们独特认同的某些方面。拒绝服从或“学习”不合格者都会受到处罚。

在拘留场所之外的新疆突厥语系穆斯林,日常生活也受到当局特别严格的限制。全区居民的出国护照都被当局收回保管,就连来往不同城镇也要申请许可,并且通过沿路的检查岗哨。居民被迫接受似乎永无止境的政治思想教育,包括强制性的升旗典礼和政治批斗会。宗教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控制,伊斯兰教礼俗在新疆实际上已遭当局查禁。

新疆居民还受到当局严密监视。当局动用各种高科技群众监控系统,包括二维码、生物识别、人工智慧、手机间谍软件和大数据。当局并动员上百万党政干部监视群众,包括干部定期进驻民宅的侵入性方案。

严打行动造成家庭离散,有些家庭分处新疆和海外的家属因为护照和边界管理突然紧缩而无法团聚。有些儿童被卡在国外,失去双亲照顾。政府禁止突厥语系穆斯林和海外人士联系,有些侨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施压返回中国,其他人则被迫交代在海外的生活细节。

对家属的连坐处罚,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五位记者的案例尤为凸出。媒体2月报导指出,他们在新疆的家属遭到拘捕,目的是为报复他们关于该区的新闻报导。

11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纪录进行普遍定期审议(UPR)。逾12个国家(西方国家占大多数)对中国大规模拘留新疆突厥语系穆斯林表示质疑,部分国家呼应人权高专的要求,呼吁中国开放联合国专家视查“政治教育”营区。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无一对此表示意见,仅有土耳其对“缺乏法律基础拘押人员”表示关切,但未特别指明新疆。

西藏

各藏区当局持续严厉限制宗教、言论、迁徙和集会自由,未解决民众关切的采矿和地方官员圈地等问题,其中经常涉及安全部队的恐吓和任意施暴行为。当局亦加强对网络和电话通讯的监控。

尽管联合国人权专家明确指出相关指控缺乏根据。法院仍于1月将前政治犯次贡杰判刑3年,5月将倡导母语教育的扎西文色判刑5年。

数百名持中国护照前往印度参加2018年1月达赖喇嘛法会的西藏人,因为藏区官员威胁处分出国旅行人员及其境内家属,被迫提前返国。

对藏区寺院、学校和一般民众的政治思想教育,据报均已加强。藏区当局利用全国性治安严打行动,鼓励民众互相举报任何表现支持达赖喇嘛或反对政府的蛛丝马迹。

2018年据报发生数起地方官员为建设项目强夺土地的案件,包括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族自治州县。5月,那曲市比如县有30位村民被捕,因其涉嫌向境外媒体提供一位村民领袖聚众抗议采矿项目破坏当地圣山而被捕的信息。

藏人持续自焚抗议中国政策;2017年11月至本文撰稿时又增加四起抗议事件。

成年及未成年女性权利

2018年,随著一连串学术、新闻和社运界名人在社交媒体被指控性骚扰,使#MeToo运动在中国卷起风潮。但在国营电视台大牌主持人和官方佛寺高僧也被指控性骚扰之后,网络审查员开始删除社交媒体相关帖文。6月,指控前男友在校园对其性侵的中国石油大学学生任丽萍,在公开抗议校方和警方不当处置她的举报之后,被校方强行关押在酒店房间六天。

虽然中国女性可能更愿意公开抗议性骚扰,寻求法律救济仍十分困难。中国法律禁止性骚扰,但因缺乏明确定义,有效的法律行动几无可能。

女性持续面对就业市场的普遍歧视。2018年国家公务员招考职位表中,百分之19的职缺指明仅限或优先录取男性,比前一年的百分之13还高。科技业龙头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都已承诺要确保招聘性别平等。

面对史无前例的性比例失衡和人口老化,中国当局提倡传统女性角色,鼓励女性及早结婚生子。中国“新娘短缺”引发来自多个邻国的女性贩运,但中国政府基本上忽略此一侵权问题。尽管“一胎化政策”已被较宽松的“二孩政策”取代,但成年及未成年女性的生殖权利仍持续受到侵犯。

中国政府仍然敌视女权运动。3月,女权人士经营的媒体“女权之声”遭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永久封号。

性取向及性别认同

虽然中国已于1997年将同性恋去罪刑化,但尚未立法保护人民不因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受歧视,同性伴侣关系也仍未合法化。

3月,北京国际电影节取消放映同性恋题材电影《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该片虽屡获国际奖项,但未能通过中国政府审查。4月,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宣布,为“清理”网络内容,将删除所有涉及同性恋文化的帖文。该行动引发广泛抗议:大量网友使用“我是同性恋”标签或彩虹图案发文。微博后来决定撤除此一限制。

在香港,终审法院7月做成判决,认定政府拒绝一位合法居民的同性配偶申领签证及相关福利的决定构成歧视。约在同时,香港当局下令各公立图书馆将10本同性恋主题童书移往“不开放书架”。

一名男同性恋教师9月起诉前任职学校,认为他被开除的原因是在社交媒体贴出有关他自己参加的一场LGBT(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主题活动。

难民及寻求庇护者

中国持续逮捕并强迫遣返数百甚至数千名朝鲜人士──人权观察认为这些人属于就地难民(refugees sur place)──使他们回到曾遭其长期实施酷刑、性侵和监禁的朝鲜国家安全机关控制之下。北京拒绝将脱北朝鲜人视为难民,以及不让联合国难民署会见他们或进入朝中边境地区,均已违反中国做为1951年《难民公约》缔约国的义务。

关键国际行为者

尽管有些国家政府或国会公开关切北京的人权侵犯,并在中国持续尝试旁听审判、会见人权护卫者,但很少国家采取有力行动阻止侵权或施压问责。

3月,中国在人权理事会发起决议案,提倡其“共赢合作”概念,但漠视独立公民社会的作用,完全不提问责以及理事会的其他核心使命。该决议获大多数同意通过,只有美国投下反对票。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成员全年不断呼吁实施制裁和出口管制。

7月,德国促成刘霞获释。9月,马来西亚候任首相安华公开呼吁中国就新疆人权问题进行对话。瑞典仍未促成书商桂民海释放;澳大利亚立法反制中国在其境内的政治干预,但仅采取少数有效措施质疑中国国内政治压迫的根本原因。欧洲议会和欧洲联盟对外事务部一再呼吁释放在押或失踪的人权律师、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并对新疆情势表示关切,但其行动效果不彰,部分原因是欧盟各国领袖未能在7月峰会上公开呼应相关呼吁与关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于4月和9月访华,但没有对前述各项议题公开表达关切。不过,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以及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均曾对新疆和人权护卫者受迫害等问题表示关切。

中国持续利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杯葛重大人权议题的讨论。2018年3月,中国和俄罗斯成功动员安理会其他成员,阻止时任人权高专扎伊德向安理会报告叙利亚情势。2018年10月,中国发函反对将缅甸罗兴亚危机“国际化”,且其反对导致安理会无法对该危机采取更强烈行动。

外交政策

中国全年力推“一带一路”倡议,不顾许多参与该倡议国家欠缺对人权的保障或尊重。有些国家,包括缅甸和马来西亚,基于债务负担不具可持续性以及对主权的侵蚀,决定退出原定的双边投资协议。

中国并且施压他国政府,包括埃及、哈萨克斯坦和马来西亚,将寻求庇护者强制遣返中国。

中国首要科技业者,包括华为、科大讯飞和中兴,全都与政府维持紧密关系,协助中国警方实施群众监控,并试图向海外拓展业务。有些公司已因安全问题遭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