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中国共产党统治逾六十年，中国仍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广泛并有系统地压制基本人权，包括表达、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在内。尽管2015年有稍许正面发展──例如，当局将可判死刑的罪名由55项减至46项，并下令保障身心障碍学生在高校考试获得“合理便利”──但在国家主席习近平治下，人权显然持续趋向负面发展。
自觉权力受到威胁的中国高层领导人，现已公然拒斥人权普世性，将这种观念说成是“外国渗透”，并以刑罚加于推动这种观念的人士。本来已饱受限制的表达和宗教自由，因多项新增的限制措施而在2015年遭到特别严重的打压。
过去十年积极维护人权的许多个人和团体，在这波针对和平异见人士的猛烈打压中受伤惨重，他们受到的对待与习近平主席推动“法治”的诺言背道而驰。在7月到9月之间，全国各地约有280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遭到短暂拘留或传唤，其中约40人仍然在押，且大都被关在秘密地点，无法联系律师或家属，有些人已超过合法拘押时限；他们大多被控参与“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政府关闭多个非政府组织或拘押其工作人员，并逮捕、监禁许多维权人士。
政府并提出或已通过多部有关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这些法律将和平批评政府的言论与国家安全威胁混为一谈。例如，《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第二版对这类组织的人事和运营施加沉重的监管框架和限制，并增加公安对它们的工作加以许可和监督的权力。尽管中国政府向来将和平批评视为威胁国家政权，因此严密监控非政府组织似乎不足为奇，但以更多法律为这种干预提供依据，无疑将使官员在威慑或惩罚维权人士时如虎添翼。
习近平主席的反贪行动普获国内民众支持，但相关案件仍旧经常违反公正审判权。6月，前安全首脑周永康经长达数月的违法秘密羁押及闭门审理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与此同时，法律学者许志永及其他新公民运动反贪腐维权人士仍在狱中煎熬。
人权捍卫者
维权人士在习近平治下面临激烈报复，不时因人权工作而遭当局任意拘押、强迫失踪、政治审判和酷刑。
许多不同的非政府组织遭虚假指控而被关闭或拘押工作人员。2014年下半，当局拘押北京着名政策思想库传知行研究所的主任郭玉闪和行政主管何正军，指控他们涉嫌“非法经营罪”；两人于2015年9月取保释放。6月，与着名的北京反歧视机构益仁平有关的郑州益仁平两名前主任被押。他们虽然获释，但政府发言人仍指益仁平“涉嫌违法”而扬言将予“处罚”。其他非政府组织，连一些较不知名或从事非政治敏感业务的机构，例如专门救助流浪者的深圳基督教关爱中心，也难逃关闭和逮捕。
除了2015年对全国近280名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围捕，人权律师还日益成为肉体攻击的目标，包括被法院人员施暴。8月，律师张凯为浙江省反抗当局强拆十字架的基督教徒提供法律意见而被捕。律师浦志强与唐荆陵则因不同案件自2014年5月被捕，羁押至今尚未宣判。
政府日益习于利用模糊的公共秩序罪名压制维权人士发声。截至本文撰稿时，着名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在2014年11月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出庭受审后仍在等候判决。
多名维权人士，包括年长记者高瑜、律师浦志强、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和反贪腐人士刘萍，持续在羁押或服刑中得不到适当医疗照护。
表达自由
中国政府透过审查和处罚严密限制表达自由。虽然互联网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但政府以“防火长城”等方式审查政治上不为其所接受的信息。媒体审查下，仍时有少数记者和编辑冲撞言论界线。
2015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政府机关新出台多项指令，包括加强限制用户名称和代号的使用，要求网络文学作者实名注册等。政府并关闭或限制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许多用户依靠这种工具浏览在国内被屏蔽的网络内容。
3月，当局部署新式网络攻击武器“大炮”（Great Cannon），干扰反制中国网络审查组织GreatFire.org的服务。7月，政府公布网络安全法草案，要求国内和国外互联网公司执行内容审查、用户实名注册、本地存储数据和协助政府监控。8月，政府宣布将在大型互联网公司派驻警察单位，以有效防止网络“传播谣言”。
2015年1月，教育部长袁贵仁下令各大学严禁采用传播西方价值的教材和在课堂上发表“攻击毁谤党的领导”的言论。
4月，着名记者高瑜被控泄露一份要求加强审查自由主义和政治改革理念的中共党内文件而被判处七年徒刑。她被强迫认罪，并在刑事侦查尚在开始阶段即透过国营电视台播出她认罪的视频。
财经报导通常不似政治新闻易引争议。但政府在8月采取警告行动，拘押财经记者王晓璐，因其报导当局考虑取消在6月到7月股市大跌后推出的稳定措施。
同在8月，乌鲁木齐政府以国家安全罪名审判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肖克来提・吾守（Shohret Hoshur）的两名亲兄弟；他们可能因为吾守批评新疆情势的报导而遭到惩罚。新疆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敏感地区。9月，一名电脑工程师因为在电视画面中置入反共标语而被判刑12年。
妇女权利
虽然中共表面上宣扬性别平等，却因不尊重人权而令妇女从就业到性骚扰各方面均持续面临系统性的歧视。家庭计划政策控制人民生育子女的数目和间隔，使妇女的生殖权利持续受到严重限制。10月，当局宣布废止数十年来的“一孩”政策；每对夫妻现可生育两名子女。
3月，至少十名女权运动人士因策划在中国三个城市张贴和散发反性骚扰传单而遭警方拘押。其中五人迅速获释，其他人则被控“寻衅滋事”而羁押37天，引发国际舆论哗然。这五人虽已取保释放，但行动仍受限制，相关组织杭州蔚之鸣妇女中心也因警方骚扰而被迫自行关闭。
3月，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联合发布法律意见，要求法官将家庭暴力列为受害人涉及刑案的减刑条件。8月，中国立法机关对搁置已久的《反家庭暴力法》草案进行审议。虽然方向正确，该草案仍未达到国际标准，特别是在家庭暴力的定义方面。地方政府当局未适当处置家庭暴力案件的事件仍经常发生，令人忧虑。举例而言，7月有一名妇女竟在派出所进行调解时遭丈夫杀死。
宗教自由
政府限制宗教活动只能由官方认可的五大宗教，在官方许可的宗教场所进行。政府考核宗教团体的活动内容、人员聘用和财务纪录，并且保留对教职人员任命、宗教出版物和申设宗教院校的控制。
2015年，当局持续在中国基督教重镇浙江省推行拆除教堂十字架的行动，有时连教堂都被整个拆毁。这项行动对外说法是拆除违反城乡规划的“违法建筑”，但根据一项省级内部指示，其目的在降低基督教在当地的影响力。
据报自2014年初拆除行动开始至今，起码有一百名基督徒因抵抗强拆而被短暂拘押。至少有一名教会领导人，黄益梓，因抗议拆除而被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并于3月遭判监一年。
6月，一名中共中央领导人指示宗教界领袖警惕“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向中国渗透，并要求他们坚持“宗教中国化”以确保宗教为祖国统一服务。
政府将许多不受其控制的宗教团体归类为“邪教”，例如法轮功，只要加入就可能遭到判刑和法外处罚。另一团体，华藏宗门，也被当做逮捕目标，其领导人吴泽衡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诈骗等多项罪名于10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正《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邪教罪条文，将该罪量刑上限加重至无期徒刑。
身心障碍者权利
中国于2008年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但身心障碍人士持续面临阻碍和歧视，包括缺乏受教育机会。
随着教育部在2014年开放盲文和电子试卷，今年已见到更多视障学生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简称“高考”）。4月，教育部又颁布新规定，要求各级教育考试机构提供“一种或几种”的“合理便利”，例如为参加高考的身心障碍学生延长考试时间、提供手语翻译服务等等。由于中国法律法规从未明定教育机构必须提供这类学生符合残权公约定义的“合理便利”，4月的这项决定不失为一大进步。
2013年公布的身心障碍者教育条例草案迄未完成立法。官方指导原则仍旧允许各大学拒绝特定障别的考生就读特定专业。因此，虽然更多身心障碍学生有机会参加高考，但许多大学仍然不让他们进入自己选择的研究领域，或根本不让他们就读该校。
2013年施行的《精神卫生法》规定，住院治疗应基于自愿，除非经确诊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发生伤害自己或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有此危险。然而在4月，首宗病患引用该法控告强制住院的案件却遭上海法院宣判败诉。该案原告徐伟（化名）因精神分裂症而被强制住院超过十年。
性倾向与性别认同
同性恋已于1997年去罪刑化，并自2001年起不再列入官方认定的精神疾病。不过，迄今尚无法律保护个人免于性倾向或性别认同的歧视，同性伴侣关系也尚未得到法律承认。
2014年由中国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LGBT）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教科书很少用客观且不歧视的词汇来描述LGBT人士。
做为社会可能日渐接纳同性伴侣关系的一个象征，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判决后在中国社交媒体点燃了对此议题的讨论与争辩。7月，一名广州中山大学学生身被彩虹旗出席毕业典礼，获得校长表态支持；此事并获得官方媒体广泛报导。
LGBT团体和个人持续提起反歧视诉讼。4月，深圳一名男性控告雇主看到他的出柜影片在网上疯传后将他解雇。8月，广东省一名大学生举报获该省教育厅认可的大学教材将同性恋描述成一种疾病。
西藏
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于8月下旬召开，会中决定未来数年政府对该地区的大政方针，强调必须维护西藏安全与“稳定”，但当局未能正视族群与宗教遭系统性歧视与限制问题，或藏人被迫参与大规模住房重建与安置计划对当地社会经济造成剧烈变迁问题。
中央政府各有关当局持续在乡村和寺院派驻官员干部，将监控机制向草根阶层延伸，此一发展似乎导致当地社区领袖、环境运动者、参加社会文化活动的村民和发表敏感创作的作家、歌手更常遭到逮捕。
7月，丹增德勒仁波切──西藏最着名政治犯之一──于狱中圆寂。当局违反相关规定，拒绝将其遗体交还亲属或进行死因鉴定。同在7月，2014年5月因涉及反采矿抗争而入狱的村民领袖洛桑益西也在传出受虐后死于狱中。另一着名囚犯，年轻的拉萨NGO工作者丹增曲扎死于去年12月，就在他突然被提前释放后两天。
尽管受到地方政府当局威胁，抗议仍然此起彼落，尤其是针对采矿和土地征收。安全部队殴打逮捕和平示威者的事件，4月发生在昌都，6月发生在甘南。青海一保护区在2014年发生反对采矿的群众抗争后，采矿作业据报已经停止，不过具体原因不明。在高校入学考试弊案引发公众强烈抗议后，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当局制定了更严格的规定并查办违法人士。
2015年又有至少七名藏人自焚，使2009年以来自焚总人数增加到143人。
新疆
近千万维吾尔人居住的新疆地区，仍然普遍存在歧视、压迫和对基本人权的限制。对中央和地方政策的不满，既表现在和平抗议，也透过炸弹攻击等暴力事件，不过无论抗议或暴力活动的细节都不为外界所知，因为当局持续严密控制有关新疆的信息。
中国当局在2015年持续推动自2014年中展开的新疆反恐行动，在当地部署更多安全部队，并实施多项新的法律和条例，加强对异议的刑事惩罚，限制当地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口的宗教活动。2014年中迄今，被警方指控涉嫌非法或恐怖主义活动而遭当局拘押、逮捕或杀害的维族人士日益增加，但当局做出的指控均无法独立核实。6月，一群人以土制炸弹和匕首攻击喀什一处警方交通检查站。据报有18到28人死亡，包括15名被警方击毙的嫌疑犯以及数名路人。
新疆自治区自1月起实施全面性但文义含糊的宗教事务新条例。其内容包括禁止穿着“宗教极端服饰”和进行“损害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动”。近年来，当局利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命令劝阻甚至禁止公务员、教师和学生在穆斯林斋戒月禁食。3月，和田市法院判决25名维族人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因为他们参加“非法”宗教研习──在该案中实际是指私人开办的宗教课程。
香港
尽管香港对除外交与国防以外的一切事务应享自治权，并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和其他公民自由，但北京似乎正在干预当地的政治参与、表达和集会自由权。
6月，香港立法会否决了北京支持的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改革方案。该方案虽扩大选举权但允许北京主导的提名委员会筛除其不满意的候选人，因而遭到许多香港居民反对，并在2014年引发长达数月的“雨伞运动”抗争。
约有一千人因涉及“雨伞运动”被捕，尽管大多已无罪释放。当局以“非法集会和煽动他人参与非法集会”等罪名起诉学生领袖黄之锋等人，但相关法律并不符合集会自由的国际标准。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表示已收到159件该会认为“应予调查”的投诉，指示威者遭到警方攻击和虐待，但截至本文撰稿时，只有被影片拍到围殴民主派示威者曾健超的一名警察已被逮捕。
香港表达自由持续令人忧虑，特别是被认为对北京持批判立场的媒体。1月，亲民主派媒体业主黎智英的住家外面被人扔掷汽油弹。无人受伤，但也无人被捕。8月，攻击前明报总编辑刘进图的两名暴徒被判刑；其中一人承认收钱行刺“教训一下”刘进图。
7月，邬小鹤牧师在深圳被宗教局传唤，警告他不得对来到香港的大陆人士进行传道活动。
主要国际行为者
各国政府鲜少对中国人权纪录在2015年持续恶化的情况施加任何实质压力，反而在与中国政府的双边人权对话中自我设限，并减少应景式的公开关切。
有些政府，例如英国，甚至进而规劝香港立法会议员接受北京不民主的选制方案，声言“少得总比全无好”。新任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未能在5月与中国领导人举行峰会时公开提出人权侵犯问题，美国总统欧巴马9月接待赴美国事访问的习近平时亦复如是。
引人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于5月公布后，众多国家政府、商贸协会、高教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均以声明和向中国全国人大提交意见的方式表达了高度关切。
8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选择由北京主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不顾中国正在打压人权，而且对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筹备过程中发生并主要受其助长的人权侵害毫无问责。
对外政策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持续在亚洲积极推进领土主张，其在南海扩建岛礁可能便于驻军的行动尤其招致警觉。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曾联合俄罗斯于2014年5月否决将叙利亚情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决议；12月，中国又试图阻挠讨论朝鲜人权情势。
中国持续在允许联合国报告员访问一事上采取高度选择性的做法；宗教自由、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人权捍卫者、健康权、法外处决、法官与律师独立性以及免于酷刑自由等特别报告员都已申请访问但仍持续等候答覆。中国虽未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扮演枱面上的积极角色，但持续采取搅局动作，阻挡对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和乌克兰等国加强审查其人权情势。
对参与联合国程序的中国公民进行报复的问题，持续引发关切。联合国秘书长注意到中国仍未就维权人士曹顺利被拘押死亡的来文做出回应；曹氏生前积极推动公民社会参与联合国普遍定期审查，而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和禁止酷刑委员会都曾关切中国限制公民社会参与条约机构审查的做法。中国官员在11月接受禁止酷刑委员会审查时也鲜少给出有意义的答覆。
中国政府在北京以盛大游行纪念二次大战终结70周年。遭国际刑事法院以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通缉的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Bashir）却是北京的座上嘉宾。
北京加强施压他国政府将涉嫌贪污官员遣返中国；至少有十二个司法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在2015年与中国合作，遣返了数十人。中国并向各邻国施压，将难民强迫遣返中国。7月，泰国政府允许近170名已被拘押年馀的维吾尔妇孺前往土耳其之后，随即强迫近100名维族男性返回中国，使他们面临监禁和酷刑的重大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