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快速的社会经济变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仍为一党专政国家。政府严厉钳制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公开拒绝司法独立及新闻自由;任意且经常动用法外手段以限制、压制维权人士及组织。

中国政府还审查互联网;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区域保持高度镇压性的政策;除在极少数情况下,都以“社会稳定”的名义系统纵容滥用公权的行为;国内外人士及组织评核其人权纪录,政府却称之为使中国不稳定、强加“西方价值观”于本国而予以否定。敌视自由化和司法改革的安全机关,自2008年北京奥运以来权力似乎有稳步增多的趋势。中国“维稳”预算如今已高于国防预算了。

与此同时,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日益提高,他们为民生问题、强征土地、强制拆迁、腐败滥权、歧视和经济不平等各种问题,向当局提出质疑。据官方和学术统计估计,中国每日平均发生250至500起抗议事件,每次抗议参与人数从一万到数万不等。尽管面临诸多风险,互联网用户及倾向于改革的媒体还是不停倡导法治及透明度、揭露官方错行、呼吁政府进行改革,从而积极推进审查界限。

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岌岌可危,还受到当局监控,但其坚持努力扩大工作范围,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接触也日益增多。尽管面临着警方监控、拘留、抓捕、强迫失踪和酷刑等系统压制,维权运动的维权人士——为数不多而敬业的一群人仍坚持不懈地揭露各种人权侵犯行为。

维权人士

2011年2月,因“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的关系,2012年10月中国又将进行领导层换届,中国政府感到焦虑不安,对维权人士、活跃人士和批评人士展开了十年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压行动。当局还加强互联网、新闻审查力度,对多位异议人士及批评人士施以监控,限制他们的活动,还采取空前的步骤:抓捕30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人士,将之强迫失踪几个星期。

当代艺术家、直言不讳的政府评论人士艾未未4月3日被逮捕、秘密拘留,关押期间不能联系律师,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促成艾未未得以于6月22日取保候审。11月1日税务机关通知他,其妻子名下的公司需补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240万美元。大部分其他活跃人士最终也都获释,但因惧怕被失踪、逮捕、虐待,不得不比以往低调得多。2011年被拘留的几位律师,包括刘士辉,后来叙述了被审问、虐待、恐吓的经历;并表示是签字“认罪”,答应不用推特且不与媒体、人权组织及外交官员讨论拘留事件,才得以获释。

中国政府继续对异己强加软禁。正在服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妻刘霞,已自2010年12月失踪至今,相信是为阻止她替先生进行倡导游说而将她软禁。2011年2月,她与朋友在网上短暂交流时,描述他们一家人都成了“人质”,自己感到很无助。她每个月可探访刘晓波一次,但须经监狱当局批准。

2010年9月刑满出狱的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自2011年以来一直处于软禁状态。2月公布了关于他一家人被软禁的视频后,与妻子遭到安全人员殴打。知名维权人士胡佳6月服满三年半的刑期出狱后,和同为活跃人士的妻子曾金燕及女儿一直被软禁在北京。2009年9月被当局“失踪”的律师高智晟,2010年短暂出现时详述遭到严重且持续不断的酷刑虐待,4月再度失踪,其现状仍让外界高度重视。

2011年6月12日,尽管中国人权环境每况愈下,中国政府宣布已全面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规定的“目标任务”。

司法改革

虽然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但政府对真正的司法独立持着公开敌视的态度,削弱了司法改革进程,损害了限制中国共产党控制所有司法机构及机制的努力。
 

公安机关支配的刑事司法体系过度依赖被告供述。薄弱的法院和被严厉限制的辩护权,意味着刑讯逼供仍为普遍现象,司法不公事件屡见不鲜。为减少此种案例以及改善司法工作,中国政府于2011年8月公布排除使用非法收集证据的新办法,并在《刑事诉讼法修案(草案)》加强程序上的辩护权。草案很可能将于2012年3月得到通过。

然而,修正草案还包括一令人震惊的条款允许警察秘密拘留“国家安全、恐怖主义和重大贪污腐败”犯罪嫌疑人长达六个月,从而有效地让强迫失踪合法化。嫌疑人处于被虐待的风险将为极大,政府往后也得以借此措施对异议人士及活跃人士予以“失踪”。维权律师、活跃人士及部分法律界透过中国媒体激烈批评该项措施。条款若被通过,将显著偏离中国之前要与国际执法准则(如1997年签署但尚未批准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逐步接轨的立场。

中国在2011年仍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具体数字仍属国家机密,但据估计每年约有5千至8千人被处决。

言论自由
 

2011年,中国政府继续对博客作家、记者及逾5亿互联网用户实施限制,违反了国内外保障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法规。政府规定互联网搜索公司和国营媒体审查“敏感”议题,并禁止使用脸书、推特、YouTube等外国网站。尽管中国审查机关严格过滤内容,中国社交网络的崛起——尤其是拥有2亿用户的新浪微博,却为公民建设表达言论的新平台,挑战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官方限制。

当局关注埃及发生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于1月30日封锁有关“埃及”的信息搜索。2月20日,网上盛传中国各地将举行“茉莉花革命”的流言,有关“茉莉花”的信息搜索即被屏蔽。8月份,网上出现一系列激烈评语,批评政府处理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的做法,政府便警告说,那些发布不实或误导性信息的博客作家,将被处以新处罚措施,包括微博账户被暂停。

含糊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泄露国家机密”之法律法规,使至少34名中国记者被判监禁。其中的齐崇怀,在揭露原籍山东政府腐败情况后,被控犯有“敲诈勒索罪”2008年8月被判四年有期徒刑,今年6月被同一法院以漏罪为由,以“敲诈勒索罪”和“职务侵占罪”加刑8年。

不按官方准则报道的记者依旧受到威胁。《南方都市报》编辑宋志标因批评中国政府2008年四川地震的救灾工作,今年5月遭到官方报复打击而被降级。6月份,政府提出威胁,表示要将那些报道食品安全丑闻时“误导公众”的记者纳入黑名单。《中国经济时报》则于7月解散调查部,显然是因为勇于报道公务人员渎职真相而遭到官方施加压力。

针对报道“敏感”议题的记者的暴力行为,在2011年仍是个问题。6月1日,两名《京华时报》记者不肯删除在砍伤事件案发现场拍摄的照片,被北京便衣警察殴打致伤。两名涉案警官后被停职。9月19日,河南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翔遇刺身亡,被大众广泛推测是因为揭露当地食品安全丑闻而招致报复打击。警方已逮捕两名犯罪嫌疑人,并坚称李翔是抢劫遇害的。

2月27日,北京一处被传将举行反政府抗议活动,警方在场故意针对外国记者施暴。在场的一名视频记者遭一群看似便衣安全人员的男子殴打,脸部被多次拳打脚踢,受到严重挫伤,可能有内伤,必须接受治疗。在场的还有其他十几位外国记者被警方粗暴对待、拘留、限制自由。

中国政府及安全机关不允许两年一次的北京酷儿影展在北京西城区举行。影展后来被迫在各社区场所秘密举行。

宗教自由

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宗教自由,中国政府限制只能在官方许可的寺庙、教堂和清真寺做礼拜。宗教组织必须定期将有关数据——包括财务记录、活动信息和雇员资料提交当局审查。政府也会审查神学院申请书及宗教出版品,所有宗教人事亦须获取政府许可。新教“家庭教会”和其他未登记注册的精神组织被列为非法组织,当局还对成员加以起诉和罚款。法轮功与其他被视为“邪教”的团体,其成员面临被恐吓威胁、骚扰和逮捕的风险。

4月,政府向拥有一千名成员的“北京守望教会”的房东施压,要求其将教会逐出租给教会的一家北京餐吧。守望教会在4月至5月期间的至少五个星期日,在户外举行主日崇拜活动,引起警方注意,造成100多名成员被暂时拘留。

政府以维持安全为由,持续在少数民族地区严格限制宗教活动。请参阅以下关于西藏和新疆的内容。

卫生

8月2日,中国政府宣布关闭583家涉及广泛铅中毒事件的电池回收企业。但政府并未实质性地承认和处理其他相关流弊,例如人权观察在2011年6月发表,关于河南、云南、陕西和湖南的铅中毒问题的报告,载列政府如何拒绝为铅中毒儿童提供医疗、对寻求司法救济的家长进行骚扰等。

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继续受到歧视。9月份,广东省一名患有艾滋病毒女子深度烧伤,因受到歧视到了三家医院求医不果。贵州省政府4月3日拒绝聘请的一名患有艾滋病毒的教师,于9月8日以解雇不当提出了诉讼。

残疾人权利

尽管中国政府批准了《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并且即将受条约监督机构的审查,但实质仍未充分保障残疾人士的权利。

一群残疾兼职教师在9月提请中国教育部解除20个城市和省份对残疾教师施加的限制。9月7日,河南官员从省内多处黑砖解救被绑架、贩卖为奴的30名智障人士。2007年陕西曾出现类似丑闻,如今却又发生此事,令人质疑当局对结束此类侵权行为的努力。

8月10日,中国政府就外界期待已久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国内法律专家警告说,草案包含对精神残疾人士具潜在严重风险的内容,包括非自愿收治、强制治疗以及法律能力被剥夺。

民工和劳工权利

在2011年仍欠缺有意义的工会代表,阻挠工资和工作条件得到系统性的改善。由于中国政府严禁设立独立工会,中国劳工唯一法定代表即为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官方统计显示,在今年前三个月期间,全国职位空缺比待业人数高出5%,不断变化的人口比例造成劳力短缺持续不断,因此媒体不时报道有工资上涨、福利改善的一些现象。

1月份,一项就民工的中国政府调查显示,户口(户籍)制度继续使外来人口处于有系统歧视。受访者指责政府一再承诺要废除的户口制度,说制度不公平地限制他们获取住房、医疗服务和教育。2011年8月,北京市政府勒令关停24所民工子弟学校。大多数的学生已安排在新学校就读,但约有10%到20%的儿童因父母无法在北京另觅合适且负担得起的的学校,被迫离开父母返回原籍。

妇女权利

 2011年,中国计划生育法规依然使妇女生育权利被严重剥夺。农村妇女,乃至城市和工业区的女性民工,继续被施以行政处分、罚款和强制堕胎手段,尽管实施情况并无规律。而手段应用范围日益扩至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政策造成人口性别比例失衡(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女性别比例为118.08:100),进而助长人口贩卖及卖淫现象。

中国政府强硬的政策及定期进行的打击运动,导致为数400万至1000万的性工作者依旧是特别弱势的群体。

虽然中国政府承认家庭暴力、就业歧视、歧视性的社会态度仍是严重且普遍存在的问题,

继续阻碍独立妇女权利团体发展,并阻止公众为公共利益提出诉讼。最高人民法院今年8月就《婚姻法》出台的新司法解释或将进一步加剧性别财富差距问题。根据新解释,离婚时房产归登记者所有,而登记者多数为男方。

 

非法收养儿童和贩卖儿童

8月16日,中国政府宣布将紧缩法规,以助防止非法收养和贩卖儿童。《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修改后预期将于2011年底公布。新办法将禁止任何通过福利院以外(如医院等机构)的渠道收养儿童,而修改原因为2011年5月,曝光了湖南计生部门的计生官员在2002至2005年期间拐卖至少15个婴儿,以每名3000美元外销给美国和荷兰的夫妇。尽管受害家长作证坚称孩子是被拐卖到国外,但警方经侦查声称未有非法人口贩运活动。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

中国政府于1997年将同性恋行为非刑事化,自2001年起不再将同性恋列为精神病。

但警方还是持续查抄受欢迎的同性恋活动场所,活跃人士均认为这是故意骚扰行为。中国法律不承认同性关系,不给同性恋者收养权,也没有关于性取向歧视的法规。2011年4月4日,上海警方称一家受欢迎的同性恋场所Q吧涉嫌进行色情表演,进行突击检查。警方拘留了60余人,其中包括客人和酒吧工作人员,当天予以释放。对于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面临来自社会和官方的歧视,民众高调支持抵制这些歧视性态度的现象日益普遍。7月5日,一名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批评著名中国女演员发布反同性恋言论,并敦促大众尊重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者社群。

西藏

2008年,一系列民众抗议活动席卷了西藏高原,以致当局进行一场大规模镇压行动,而到了2011年,西藏自治区和邻近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等省份的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各地区仍有大量中国安全部队人员,当局继续严格限制外界——尤其是记者和外国游客进入藏族地区。政府以“分裂主义”罪名专门针对涉嫌批判中国政治、宗教、文化或经济政策的藏人进行打击。

中国政府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高达80%的西藏自治区人口——包括所有牧民及游牧民迁至他处。

尚未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将提供藏人所冀望的更多自主权,即使是在有限的民族自治制度的少数民族区域之内。政府拒绝与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领袖洛桑•桑盖协商,并威胁说将挑选达赖喇嘛继承人。
 

继格尔登寺一名藏传佛教喇嘛3月自焚抗议之后,四川当局控告另外三名僧人协助自焚,8月对他们判重刑。截至11月中旬已有另外十名藏族僧人及一名尼姑自焚,他们均表示是因缺乏宗教自由而深感绝望。

新疆

中国近代历史死亡人数最多的民族骚乱事件——乌鲁木齐2009年7月的暴动,继续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发展蒙上阴影。数百人在暴动后被拘捕,但政府尚未为他们的下落提供说法;在国外居住的难民及被拘留者亲属指称被拘留者遭到酷刑及虐待,但政府也迟迟未调查这些严重的指控。只有少数涉嫌为示威者的人员公开审判,然而法律代理受限制、审判进程明显政治化、政府未印发关于审判的通知以及未能依照法律公开审判等因素均损害了他们的审判。

新疆今年发生了几起暴力事件,但还不清楚罪责何方。7月18日,中国政府指出当天和田市一派出所被维吾尔族人袭击,几名人质被劫持,其中14名袭击者当场被击毙。7月30日至31日,喀什发生了一系列砍伤和炸弹袭击事件。政府指责是伊斯兰极端分子犯下上述袭击事件,并于8月中旬开展一场为期两个月的“严打”专项行动,以“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确保全区社会稳定”。

政府假借反恐和反分裂的名义,保持对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广泛歧视的制度,还加以严格限制宗教及文化表现自由,进行出于政治动机的逮捕。

2010年首次举行新疆工作会议,会上提出的经济措施或将带来收入增长,但可能也使少数民族更被边缘化。以维族人口居多的喀什古城,有80%的传统街区到了2011年底就会被夷为平地。为了建设一个很可能以汉人居多的新城市,许多当地的维族居民被强制搬迁。

香港

2011年,香港入境事务处拒绝批准一些批判中国政府人权纪录的人士入境香港,让外界关注香港自治权利正被削弱。中国国家领导人9月访问香港期间,当地学生和媒体被处以严格限制,让人也日益关注香港警方权力范围。

香港法院9月裁决,排除移民家庭用工申请居留权的条文违反宪法,加强了这些工人的权利。然而香港政府表示将向北京提出上诉,进一步削弱了香港的司法自主权。
 

主要国际角色
对于移交利比亚问题至国际刑事法院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中国政府2月投了赞成票,尽管如此,政府继续无视或损害国际人权准则和机构。国际刑事法庭指控巴希尔犯有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屠杀罪,已向其发出通缉令,而中国政府却在激烈的反对声浪中,于6月接待巴希尔。2011年,政府对中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各国政府显著增加压力,要求其强制遣返维族难民,致使至少20人被遣返。10月又向南非政府施压,要求该政府不批准达赖喇嘛的签证,达赖喇嘛是为了出席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生日庆祝活动而申办入境南非。政府同月在安理会上与俄罗斯一起投否决票,使谴责叙利亚严重侵犯人权的一项决议不得通过。

即使十几个国家政府出席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仪式,向刘晓波致敬,但今年为中国人权状况进行有效倡导游说的国家政府相对较少。美国政府在胡锦涛1月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时强调了人权问题,但美国政府—以及他国政府的重视在阿拉伯之春开始后便急剧下降,使中国政府更容易压制反对意见。少数国家政府继续大声疾呼释放刘晓波等人。

缅甸政府9月间出人意料地宣布搁置主要由中国承建、备受争议的密松大坝项目。此举可能显露了主流民意反对侵权性的中资项目日益增大,而可发挥的影响力。在赞比亚,反对党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当选后,中国国有矿企突然宣布将提高工资。爱国阵线竞选时曾誓言要争取最低工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