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正在服刑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当选为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国人权运动的特定时刻。将全球聚焦中国侵犯人权的程度，以及中国如何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同时，保留尚未改革的专制政治制度。
中国政府试图在国内审查该获奖的新闻，并立即软禁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还对众多维权人士和支持刘晓波的人展开镇压行动。随后，中国政府试图描述刘晓波得奖是"西方阴谋"的一部分，并坚持中国公民不重视公民和政治自由。
接下来一周流传的公开信反驳了政府这个说法；一群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国实施政治改革，以捍卫宪法保障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信中举例说，温家宝总理10月在纽约表示"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却在本国内遭到审查。几家报纸居然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隔天刊登温家宝的评论，公然挑战审查指示。
诺贝尔和平奖及公开信强调，中国主流社会、共党和政府日益重视"普世价值" 的讨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零八宪章》同样倡导这些想法，呼吁中国政府渐进实现政治制度改革。刘晓波就是因为起草该宪章，于2008年被逮捕，2009年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言论自由
中国政府继续限制记者、博客和大约3.84亿互联网用户的权利和自由，违反中国法律保障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政府要求国营媒体和互联网搜索公司审查各种问题的相关信息、从 1989年6月天安门大屠杀事件至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1月12日，美国搜索引擎公司谷歌宣布要停止对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搜索结果进行自我审查，将为此寻求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谷歌接受审查，部分是因为要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谷歌的要求被政府拒绝。2010年3月22日，谷歌在http://www.google.cn网站上停止审查搜索结果，开始将中国用户转往香港不受审查的网站。
2010年4月22日，政府通过了《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经修改后，该法规定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营运商、服务商"应当配合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以及] 检察官"对泄密案件进行调查。
至少有24名中国记者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泄露国家机密"等模糊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其中包括维吾尔族记者、网站编辑海莱提·尼亚孜（Gheyret Niyaz）。今年6月，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他15年徒刑，原因是他在2009年7月新疆发生示威抗议后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在同一周内，新疆法院以同样的罪名判处三名维吾尔族博客有期徒刑。地亚尔网（Diyarim）网主兼管理员迪力夏提·帕尔哈提（Dilshat Perhat）、彩丽肯网（Salkinm）管理员努尔艾力（Nureli）和沙南网（Shabnam）管理员尼加提·阿扎提（Nijat Azat）分别被判处五年、三年和十年徒刑。
记者对审查指示的越界继续面临官方的报复打击。2010年3月1日，13家报纸共同发表社论倡导中国废除户口制度，社论的作者之一张宏被解除《经济观察网》副总编辑的职位。《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包月阳签发山西疫苗报道，披露接种疫苗导致4名儿童死亡、至少74儿童患病。报道于2010年3月17日刊登，包月阳5月被免去社长、总编辑的职务，显然是遭到官方报复打击。
中国记者依然因报道"敏感"问题而遭受身体上的暴力。2010年4月20日，《新京报》记者杨杰拍摄强制拆迁工地时，遭10名身份不明的袭击者攻击。在场的警方拘留袭击者不久便释放他们，声称那是"一场误会"。2010年9月8日，三名吉林电视台、长春电视台记者欲报道吉林建工学院城建学院火灾，遭保安追打。
尽管中国政府2008年10月已取消诸多对外国派驻中国的记者的限制，如无需官方批准在国内自由行动、自由访问中国公民。外国通讯记者仍然受到限制，其中包括外国记者被禁止自由访问西藏
司法改革
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和司法改革依然缓慢改进，虽然中国政府公然敌视真正的司法独立，削弱了立法上的进展。也损害逐步削减共党对各司法机构、机制的权威的努力、也因政府的态度而受到打击。
今年颁布了两项具有潜在重大性的改革，却未被政府实行。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起诉机关）、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发布两项规定，强调排除采用刑讯逼供手段取得的证据。这包括国内常用来定案的被告人证词和证人口供。
樊奇杭案件却未遵循这些新规定。樊奇杭在其律师公开的视频中，阐述被羁押六个月期间每天遭受酷刑，审判时屡次想撤回在刑讯逼供下作出的供词,却不得要领。最高人民法院拒绝调查樊奇杭曾遭到虐待的指控，还维持死刑判决。
中国政府今年8月宣布，中国刑法修正案草案拟将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立法机关的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却于9月宣布，政府将不会奉行这项倡议。中国每年处决5，000至8，000人，居世界之首。
维权者
绝大多数的人权倡导者、维权者和维权组织都在某重程度上受到警察和国家安全机构的监视、骚扰或镇压。在过去三年，已有几位著名的维权人士被判入狱，几家非政府组织被迫结束营运或受到限制。尽管如此，中国遵守其自身法律的要求与日俱增，国内的"维权运动"--一个由律师、活跃人士、异议人士、记者、普通公民、农民和工人组织的非正式运动，也不断扩大。
尽管国家审查无处不在，维权者还是成功地在公共和媒体领域中，为各种问题制造舆论。问题包括：政府营运非法拘留所（意指所谓的"黑监狱"）以羁押进京申诉的访民；被拘留者非正常死亡；刑讯逼供的广泛使用；使用精神病院扣押异议人士；对新疆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歧视；强制拆迁的相关侵权行为。
活跃人士为了取得这些进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经常被骚扰，他们还遭到警察监视、非法软禁、通讯被切断、警告和威胁、屡次被传唤与公安 "喝茶"以及短时期拘留。
人权律师高智晟已经失踪两年。在他初次失踪的第一年，官方一直对他的下落含糊其辞。2010年4月初，高智晟在北京出现，还告知记者和支持者，警察羁押他时多次虐待他。不到几天，高智晟又消失了。他哥哥10月欲报案寻弟弟却遭警方拒绝受理。
盲人法律维权者陈光诚9月出狱后，一直与全家大小被软禁在家乡里；陈光诚服刑时患病，现在出狱了还是无法就医。当地警方指示不明身份男子威胁和暴力阻拦前往访问他的记者和维权者。
毒奶致肾结石受害孩童的父亲赵连海，因为号召毒奶受害者组织协会，以联合进行维权诉讼，于11月10日被控"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两年半。
移民和劳工权利
由于中国严禁独立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至今还是国内唯一的合法工人代表。2010年夏天，广东省南部几家外资工厂的工人（主要是民工）罢工反对该禁令，日本本田公司（Honda）和日本电装株式会社（Denso Corporation）随后提高生产员工的工资，并改善他们的待遇。中华全国总工会于8月颁布新的改制措施，加强企业工会主席产生的民主选举程序，却也坚称"工会政治方向不偏离[中共领导]"，这表示独立工会活动将继续受限制。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仍未兑现废除户口制度的承诺。中国公民获取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的能力，基于其出生地，导致国内230万民工人迁移到中国其它地方时，无法获取这些服务。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仍未兑现废除户口制度的承诺。中国公民能获取的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与出生地有一定的关联，导致国内230万民工迁移到中国其它地方时，无法获取这些福利。
2010年6月，中国内阁国务院宣布以"居民户口"系统取代户籍制度的建议，以便中国城市的移民获取公共福利。然而，建议书未对取消户口制度提出时限和经济范围。
性倾向和性别认同
继1997年同性恋合法化后，2001年政府决定不再将同性恋统化为病态，但仍未允许同性婚姻。2010年3月，前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对国营媒体说，中国政府要有效打击国内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就需终止对同性恋者的歧视。
尽管种种进步的迹象，社会和官方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根深蒂固的歧视，使这些群体面临实现基本言论权和结社权的限制。 2010年1月，北京警方未经解释，强迫主办当局取消中国的首届同性恋选美赛"彩虹先生"。2010年9月，北京警方突查位于海淀区的公园，将数百名同性恋男子带走拘留，显然是要骚扰和恐吓同性恋者。据称，男子出示身份证件和接受血液检测后才得以获释。
妇女权利
中国妇女仍然遭受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和暴力行为。农村地区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尤其严重， 因性别而获取服务和就业机会不平等、人口贩卖妇女受害者被强迫卖淫和针对妇女的暴力事件都比城市的更为普遍。2001年6月，非政府组织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简称反家暴网络）呼吁政府修改《婚姻法》的家庭暴力有关规定。反家暴网络批评现行的《婚姻法》对家庭暴力受害者需提供长期身体虐待证据的要求过高。
警方时常强迫女性性工作者游街示众，这样的做法侵犯她们的隐私权和获取正当程序的权利。2010年6月，警方逼两名涉嫌从事性工作的妇女被绳子牵着、赤着脚在东莞游街，引起公众剧烈的批评。2010年7月27日，国营媒体宣布官方禁止游街示众的做法，禁令是否会被执行，情况不明。
健康
2010年，为了保护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者的权利，中国政府采取一连串步骤。2010年4月27日，中国政府解除外籍艾滋病毒感染者入境禁令，禁令在此之前已维持20年。2010年8月30日，安徽省法院受理中国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业歧视诉讼案。11月，省法院宣布被告败诉。
可是，艾滋病毒/艾滋病活跃人士和非政府倡导组织继续遭受政府的骚扰。2010年5月，中国领先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活跃人士万延海，因其非政府组织爱知行研究所受官方骚扰，被迫逃到美国。资深艾滋病毒/艾滋病维权人士田喜在过去几年协助河南省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向国家寻求赔偿。2010年8月16日，他因为在一家医院发生了小冲突，被河南警方以"故意毁坏财物"罪羁押、起诉。如果罪名成立，刑期可能长达三年。
政府官员和安全部队继续未经审判或司法监督，将涉嫌使用非法毒品的人关押在戒毒拘留中心。根据中国2008年6月通过的《禁毒法》，关押时期可长达六年。在押人员在戒毒拘留中心里惨遭广泛的人权侵犯，其中包括任意拘留、强迫劳动、肢体暴力、剥夺循证药物依赖性治疗、艾滋病毒/艾滋病治疗等医疗服务。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广泛的工业污染。中国政府未能解决因严重环境退化而造成的公众健康危机。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儿童遭到铅中毒，其中许多人遭到永久性的身体和精神残疾。尽管中国法律和国际法旨在保护人们免受环境污染和危害，据人权观察研究显示，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将隐瞒铅中毒问题置为优先事项，要医院拒绝给儿童就医、拒绝测血铅、拒绝公布检测结果、伪造检测结果。人权观察将于明年公布该报告。
宗教自由
虽然中国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但政府将宗教体现的自由限制于政府注册的教堂、清真寺、寺院和庙宇。政府审查宗教人员、神学院申请和宗教出版物，并定期审查宗教机构的活动、财务记录、成员和雇员。中国政府把所有未登记的宗教组织定为违法的，这包括基督教 的"家庭教会"；其成员冒罚款和刑事起诉的风险。政府还继续把一些群体，如法轮功，规划为 ""邪教"，并骚扰和恐吓其信徒。
2010年3月11日，河南方城县基督家庭教会举行法律及神学培训时，遭警方和政府官员突查，三名培训人员被暂时扣留。2010年5月9日，广州警方阻止一个家庭教会在当地公园举行户外敬拜，还将教会领袖暂时拘留讯问。2010年10月10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移民官员拦截五名基督教家庭教会领导人登机前往在南非举行的世界福音大会。
西藏
在西藏自治区及周边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省，情势依然紧张。中国政府并未表明将会依西藏人的愿望， 即使只是在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狭窄范围内也不给予更多自主权 。虽然2010年未重复2008年春季抗议事件后的大规模逮捕行动情形，政府却在西藏高原各地保留大量的安全部队人员，并严格限制外人进入多数藏区。
涉嫌批评国家的政治、宗教、文化或经济政策的藏人皆是迫害的对象。2010年6月，知名艺术商人、环保人士嘎玛桑珠（Karma Sandrup）因莫须有的"盗墓"罪行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显示政府不愿支持和帮助务成功、拒绝从事政治事业的藏族精英。在嘎玛桑珠案中，证据显示嫌犯和各证人遭到酷刑等其它违反正当程序的侵犯，破坏了审判过程。
2010年7月，人权观察组织发布一份指出中国处理2008年抗议时触犯国际法的全面报告，中国政府拒绝了报告的调查结果。报告的资料摘自目击者的证词，并详细记载安全部队在抗议发生时及事后所进行的虐待，其中包括：镇压抗议时过度使用暴力、向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开枪、进行大规模的任意逮捕行动、暴力对待在押人员以及向在押嫌犯施行酷刑。
中国政府指责人权观察"编造纵容反华势力、误导公众、污蔑中国政府的材料"，对报告提出的实质性指控却未予于任何回应。
新疆
2009年7月乌鲁木齐发生的骚乱事件是中国历代以来最为致命的种族骚乱事件，至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发展持续受到此事件蒙上的阴影的影响。骚乱后数百人被拘留，政府仍未解释他们当今的下落。在国外生活的难民和受害者的亲属作出证词，称在押人员遭到酷刑和虐待，政府也未就此严重的指控进行调查。一些骚乱嫌犯的审判难得得到宣传，却遭破坏，原因包括：司法代表受限制、司法过程被高度政治化、审判未被公布以及未依法举行真正公开的审判。
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歧视依然无处不在。同样的，宗教和文化的表达自由还是受到严格限制，出于政治动机的逮捕行动以"反恐"和"反分裂"行动为藉进行。
4月，北京委任张春贤为自治区的新领导人，由他管理一项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计划。5月首次举行国家性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宣布了无数新措施。措施可能将新疆迅速转化成经济中心，但也能进一步边缘化少数民族、加快汉人移居到该地区。
到了2011年底，维吾尔古城喀什里的传统街区有80%将被夷为平地。如今已有许多维吾尔居民被强行驱逐和迁移，以迎接新的、或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城市。
主要国际角色
中国政府愈发大胆地扭曲国际准则和意见。2009年12月下旬，经中国政府施压，柬埔寨将20名维吾尔寻求庇护者强行遣返回中国，尽管中国对维吾尔人有施加酷刑的纪录，而美国等国家反对柬埔寨这样做。由于柬埔寨违反《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美国几个月后决定暂停向柬埔寨运送卡车和拖车，但不到几个星期中国便援助提供一批军车。
中国政府继续阻挠捍卫人权的国际努力。要求就缅甸的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行展开调查委员会的国际呼声与日俱增，却遭到中国政府反击。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团也反对联合国颁布一份报告，该报告记载在着当联合国对达尔富尔进行武器禁运时，来自中国的军火曾经在当地被使用。继西藏和新疆发生抗议事件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六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要求访问地区，却仍未被中国政府批准。
虽然十几个国家相继寻求与中国政府进行人权对话，讨论内容不为透明，而只有少许的为2010年带来有意义的结果。这些国家政府当中有许多大力支持诺贝尔委员会选择将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但还有许多国家政府未能抓紧其它契机，与中国政府讨论人权问题，例如到中国进行高调访问、与中国高级中国官员会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