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生孩子,就放你走”

缅甸与中国之间的克钦族‘新娘’贩运问题

摘要

森孟(Seng Moon)一家人2011年为躲避战火逃离缅甸克钦邦,辗转来到境内流徙者(IDP)营区艰苦求生。2014年,16岁的森孟升上五年级,嫂嫂告诉他在邻近的中国云南省可以找到厨师工作。森孟不想去,但IDP营区能找到的工作待遇实在太低,家人决定要她把握这个机会。

缅甸:妇女、少女被贩运到中国作‘新娘’

缅甸和中国政府未能阻止克钦族妇女和女孩成为中国家庭的“新娘”。

在车上,森孟的嫂嫂给她吃一种东西,说是晕车药。森孟吃下就睡着了。“醒来时,我发现双手被绑在背后,” 她说。“我大声喊叫,希望有人来救我。” 这时森孟已在中国境内,嫂嫂把她留在一个中国人家里。几个月后,她嫂嫂回来跟她说,“你得找个中国男人嫁了,” 于是又带她到另一户人家。森孟说:

我嫂嫂把我留在他们家。...这家人把我带到一个房间。进房后,我又被绑起来。...他们把房门上锁──大概一两个月。...那个中国男人每次来送饭,都要强暴我...两个月后,他们把我拉出房间。中国男人的父亲说,“这是你丈夫。你们是夫妻了。要相敬如宾,建立和乐家庭。”

她的“丈夫”仍然粗暴。七个月后,森孟怀孕了,是个男孩。生产后,森孟要求让她回家。丈夫回答:“没人拦着你。你想回家,可以。但孩子必须留下。”

森孟想带孩子逃跑。被贩卖到中国两年后,她在市场遇到一位克钦妇女,给了她一千元(159美元),帮助她逃返缅甸。途中,又有一位中国妇女帮助她通过边境口岸。人权观察采访森孟时,她已回到原来的IDP营区躲藏。“我很害怕,” 她说,“那个中国家庭一定会设法找我。”

© 2019 Human Rights Watch

森孟是本报告访问的37名人口贩运受害者之一,她们的遭遇大同小异。她的故事最不寻常之处,是她带着孩子逃出来,其他受害者大多被迫把孩子留下。所有受访者都是由缅甸克钦邦或旁边的掸邦北部被贩运出去,后来又回到缅甸。她们的家庭大多受到当地战火波及,交战双方是缅甸政府军和克钦独立组织(KIO)及其武装力量克钦独立军(KIA)。两方的冲突可回溯到1948年缅甸联邦独立之初,但17年的停火状态在2011年中断后,战事愈演愈烈,导致逾10万克钦族和其他族群居民被迫迁移。

许多克钦邦和掸邦北部居民都因这场冲突而必须挣扎求生。缅甸政府阻止大部分人道救济送达流徙民众,使他们的困境雪上加霜,尤其是在KIO控制地区。住在营区的流徙民众可以得到配给食物,但份量通常不足果腹。举例而言,据营区管理人员说明,每户居民每45天可以得到一份相当于每口人每天两杯白米的食物,外加大约6美元现金,用来支付这45天的所有必需品──例如汽油、食盐、豆类和其他副食品。不住在营区的民众同样生活困难,因为当地缺少就业机会、工资偏低、上学受阻,社会经济都因数十年战乱而凋敝。

女性常为全家生计来源,因为男性大多离家参战。她们努力打工养家,但当地机会实在太少,许多女性走投无路,只好到中国找工作。那里的工资较高,虽然是打黑工,但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边界近在咫尺,不论有没有护照都不难穿越。

人口贩子就利用她们的走投无路。克钦邦和掸邦北部并没有到中国打工的正式招聘系统,主要是通过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网络,以高薪吸引成年和未成年女性跨境求职。这些工作机会有时是真的,但多数是人口贩子捏造的诱饵,目的是将这些成年和未成年女性出售,名为“新娘”,实为性奴。

国界另一边,女性严重短缺。女性占中国人口的比例从1987年迄今逐年下降,全国15至29岁人口的性别差距不断扩大。学者估计,中国有3到4千万“失去的女性”──她们本来应该在世,但因社会重男轻女,加上中国从1979到2015年实施“一胎化”政策、女性生殖权利持续受限等因素,导致选择性堕胎、杀婴、弃婴或得不到足够营养和医疗援助而夭折。

性别失衡导致许多中国男性讨不到老婆。估计到2030年,中国年近40的男性将有百分之25未婚。有些家庭愿意向人口贩子购买缅甸新娘,人口贩子当然不放过赚钱机会。

很难估计总共有多少成年及未成年女性被当做新娘从缅甸被贩运到中国。缅甸人权委员会表示,根据该国移民当局提供的数据,2017年被贩运到中国的女性有226人。缅甸社会福利部每年援助由中国遣返的女性人口贩运受害者人数则在100到200人之间。

然而前述数字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对于人口贩运的总人数,缅中双方都没有可靠统计。收集精确统计数据极为困难,因为许多失踪女性根本不会有人报案,许多被贩运的成年及未成年女性从未被寻获,即使她们逃出来也因为社会污名而不让自己的遭遇曝光。执法机关既不认真查办,受害者又得不到政府援助,人们自然不愿站出来。即使有少数受害者及其家属寻求帮助,也不确定中缅两国有没有任何机构对举报案件的数量做有系统记录。

本报告访问的人口贩运受害者,被卖出的价格介于3,000到13,000美元之间。有些购买新娘的家庭以为女方是自愿的,而他们所付的是聘金,但许多家庭明知自己参与了人口贩运。即使那些事前不知情的家庭,也很少会释放花钱买来的成年或未成年女性。

人口贩子利用欺骗手段使女性遭受性奴役。本报告访问的成年及未成年女性大多是被她们认识且信任的人所骗。在37名受访者中,15人说招募者是朋友,12人说是熟人。有一名女性被圣经学校同学卖掉。另一女性被一个她认识的13岁女童骗走。另外6人是被亲戚招募贩卖。

有些成年和未成年女性说,她们在途中被喂药,醒来时已被锁在房间。其他人是在通过边界后被告知原本应聘的职缺没有了,但有其他工作机会在几天路程以外的另一城市。由于语言不通又没有回家的路费,许多成年和未成年女性觉得别无选择,就算心里愈来愈担忧,也只能跟着带路人走。

被送交买主家庭以后,她们很清楚自己是被贩运了。大多数受访者起初都被买主家庭锁在房间里,并且为了让她们怀孕而多次强暴她们。受害者说,买主家庭一般更关心生孩子而非“新娘”。许多被贩运的成年和未成年女性会得到暗示──有些则是明说──只要生了孩子就可以重获自由,但孩子必须留下。少数受访者认为自己曾受到强制生育治疗。

有些被贩运的“新娘”除了性奴役还遭受持续的身心虐待。有些人则被强迫劳动,在买主家里或他们拥有的田地里工作。

受访的被贩运妇女和女童说,她们总是在等待机会逃跑。有些人等了几星期或几个月;更多人等上好几年。少数几位曾找中国警察并获得帮助。大多数则是靠自己逃跑,乞求陌生人协助,想方设法寻找语言相通的人。有八位被迫把孩子留给父亲,即她们的买主,她们因此十分痛苦。

回到缅甸后,她们心理仍深深受创,有些人还带着过去受虐待留下的病痛。武装冲突和流离失所持续在缅甸上演,当初迫使她们前往中国的财务宭境也一成未变。有些人试图向司法求助,希望夺回孩子的监护权或探视权。她们全都免不了背负污名,成天忍受邻里甚至家人指指点点,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社会服务协助她们克服伤痛。

国境两边的执法人员,包括中缅两国当局和KIO,都不重视被贩运妇女和女童的康复。当家属为女儿、姊妹或妻子失踪向警方报案,往往一再碰壁,有时还被告知必须付钱才能让警察采取行动。

当受害的妇女和女童逃跑并向中国警方求助,有时不会被当做犯罪被害人,反而因为违反移民法规而被拘留。被害人遣返缅甸的作业毫无章法,有时造成被害人长期滞留,或突然被丢在边界。

许多受害者不敢谈论自己的遭遇,但少数向司法求助的也几乎都无法成功,贩运者仍然消遥法外,大多继续从事着贩运活动。有时缅甸当局也会抓人,但一般只抓缅甸这边的一线仲介人员,不理会中国境内的贩运网络。中国警方据我们所知几乎从不逮捕知情购买“新娘”并加以虐待的民众。在KIO控制区,有时抓到人口贩子仅仅训斥了事。被害人欲提控告时,常被亲朋好友劝阻。缅甸、中国和KIO控制区的警察机关都不重视也几乎从未合作打击人口贩运。

把孩子留在中国的妇女和女童不可能把孩子要回来。有些母亲急切想见到孩子,甚至不惜回到曾经奴役她们的买主家庭。人权观察知道有一名妇女想回去但被中国移民官员遣返,此后从未再见到孩子。

克钦邦和掸邦北部的武装冲突很少得到国际关注,尽管联合国已于2018年认定缅甸军方在此触犯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若开邦罗兴亚人所受的暴行已获大幅报导,克钦邦和掸邦北部妇女和女童所受的迫害却仍无人闻问。这里的女性不但遭受战争和流徙之苦,又成为中国剥夺女性生殖权利的间接受害者,以致许多女性的人生深陷于不可言说的苦难之中。

 

主要建议

缅中两国应当:

  • 加强落实相关协议,提供有效且相辅相成的反贩运预防、执法与受害者援助措施。
  • 合作发展正规且有政府监督的职业招聘管道,使缅甸人民(包括克钦邦和掸邦北部居民)可以在中国合法就业并安全往返中国。
  • 加强边境和边境附近的合作,共同提高贩运风险意识,侦测贩运活动,援助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以及建立并分享可疑贩运者名单。

缅甸和克钦独立组织(KIO)应当:

  • 设计并实施有效的公众宣导活动,使境内流徙者营区等高风险地区的居民,以及通过口岸或申请旅行证件者,都能了解人口贩运的危险性和自我保护措施。
  • 为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全面服务。

中国应当:

  • 停止以违反移民法规监禁人口贩运受害者,协助她们返回缅甸。并应便利她们安全返回中国,协助调查和起诉针对他们的犯罪行为。

国际捐助者和组织应当:

  • 敦促缅甸、中国政府和克钦独立组织采取更多措施解决新娘贩运问题。
  • 支持在政府军控制区和克钦独立组织控制区为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提高相关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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