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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北京称为反恐“伙伴”而让它对国内人权的镇压合法化,那是令人不能接受的。

白宫上周召开反恐峰会,讨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最佳途径。可惜的是,中国有关官员并未出席──他们可能颇有心得。中国国内武装分子的问题极为严重。在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占多数的新疆,暴力事件日益频繁。此外,据中国外交官员表示,至少已有三百名中国公民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Islamic State)。

无疑地,对抗恐怖主义已成为北京与各国对话的首要议程之一。对许多国家而言,与中国进行反恐合作看来相当合理。北京缺乏在境外追踪极端组织的能力,而不难理解地其他国家希望寻求中国在许多重大国际议题上提供更大的支持和参与。

但北京究竟是诚心接受这次峰会的宗旨,即探讨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或者只是对外摆出合作姿态,却在国内推行全面打压但适得其反的政策?这就比较耐人寻味了。举例而言,知名新疆经济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2014年9月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可见北京的议程和维护人权的关系不大。

由近年纪录看来,中国对恐怖主义采取高度政治化的处理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关注民怨的根源。

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攻击以后,北京马上抬出“反恐战争”的招牌,辩护其对新疆的压迫政策。位于中国西北的新疆,不仅幅员广衾,而且蕴藏丰富资源。数十年来,维吾尔人饱受歧视,被中央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排除在外,且日益遭受宗教、语言和文化上的侵扰性限制。然而,北京不去了解日益积累的民怨,反而施压区域内外各国政府,搜捕逃出新疆的维族人士并予以强制遣返。2002年,中国政府甚至说服美国财政部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简称ETIM)列入恐怖组织名单──该组织是否存在尚有疑问,但至今还挂在名单上。

确实,最近有些维族人实施了暴力攻击。据中国官方媒体报导:2014年3月,一群人在中国南部云南省会昆明火车站发动攻击,杀死了29人;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刚结束在新疆的巡视,乌鲁木齐火车站就遭到攻击,造成3人死亡、近80人受伤;5月,乌鲁木齐一座市场发生炸弹爆炸,导致30馀人死亡、90馀人受伤。中国外交官员要求各国政府将这些事件列为“暴恐案件”──一个连中国政府也没有明确定义的名词。

北京有责任保障公共安全,这些攻击平民和安全部队的案件也确实值得严肃关注。但中国政府的应对一直受到严重误导,对人权造成惨重损害。北京将这些事件全都归咎于“暴恐分子”,却拿不出可靠的犯罪证据。但在中国,贴上这个标签的后果十分严重:一旦被国家指控恐怖主义相关罪名,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司法体系根本不会给予有意义的申辩机会,连自行委任并会见律师等基本程序保障也会遭到剥夺。根据最新公开资料,在2008到2010年之间,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遭起诉的案件有一半发生在新疆,但该区域人口不到全国的百分之2。

2012年至今,执法部队在当局所谓的反恐行动中击毙了数百名维族人,还有不计其数的人因恐怖主义相关罪名被判刑。但这些被杀或入狱的人是否真的应该为相关暴力案件负责,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外界仍难知晓。由于将广泛的活动──从和平抗议政府打压、到为政治目的在闹市引爆炸弹──都视为恐怖主义,北京根本没有能力或意愿去辨别犯罪威胁的真正来源。

北京的扭曲逻辑恐怕即将被成文法化,纳入无所不包的反恐法草案。根据该法草案,负责监督该法实施的“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该法将导致一切数字通讯均可纳入监控,并允许在中国境外执行反恐行动。在私下谈话中,中国外交官曾表示该法草案符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然而,它显然一揽子剥夺了各种人权保护机制,而这些机制被认为是预防恐怖主义的关键。今年3月,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可能就要通过这项立法。

有些对中国人权纪录恶化有所警觉的国家拒绝扩大合作,它们提出的理由包括北京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过于宽泛。少数与中国建立双边反恐对话的国家,包括美国,则主张有谈总比没谈好,特别是这些机制能让中国官员接触到国际标准,并將有问题的政策拿出來讨论。

然而,尽管美国外交官在2014年7月两国反恐对话中著重强调尊重人权与最大程度消灭暴力之间的关系,但这些观点并未反映在中国反恐法草案和近来实际作为之中。奥巴马总统的说法则使讯息更加模糊,在2014年11月接受新华社访问时,他对昆明和乌鲁木齐爆炸案的受害者表示同情,接著又说“像ETIM这样的恐怖组织不能让它运作下去。”假使奥巴马曾以同样程度关切因新疆反恐行动而死亡的平民,他的同情就不至于让人有为北京美言的感觉。此外,他提到ETIM的讲话将使美国很难再对北京坚称ETIM为加害者的说法提出任何质疑。

各国政府如何才能既利用北京反恐对话的意愿,又不合法化它的侵权作法?最起码,未来双边对话应以有助于在人权侵犯和恐怖主义关系上挑战中国为前提;除非中国撤回反恐法草案并依据国际标准重新起草,任何国家都不该同意提升与中国的情报分享、训练或其他合作。即便无法达成上述目标,各国政府也应敦促北京检讨过去十年所有恐怖主义案件的判决是否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并检讨所有反恐相关政策,包括致命武力的使用。各国应呼吁立即释放伊力哈木及其在押学生,以及其他所有为行使和平表意权利而入狱的人士。各国还应该重申协助维吾尔海外难民逃避中国日益无远弗届的势力。与中国合作却不要求上述变革,将损害而非强化反恐工作。

在此同时,各国政府应该注意北京如何假借反恐合法化普遍的人权侵犯,并努力施压促其改变。若不如此,中国将继续肆无忌惮地迫害维吾尔人,破坏法治,并且(吊诡地)采取可能更激化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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